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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绘制一张各国政府禁止还是允许本国5G网络使用华为的世界地图,你会发现,在亚太地区内,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目前都选择与美国保持一致;而欧洲还是一整片“华为的颜色”。
 
在一个民粹主义四起的时代,欧洲大陆仍由广受尊敬的领导人把控。除去过去30年GDP未有丝毫增长的意大利,民粹主义政治家均未登上欧洲大国权力之巅。
 
随着德国前防长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昨晚的欧洲议会投票中以微弱优势过关,马克龙、默克尔在最后关头推出的欧委会主席人选将开始着手组阁;拉加德也在她担任欧央行行长前景就此明朗后正式辞去IMF总裁一职。两位女性领导人将于11月正式上任。
 
史上第一次,居于欧盟机构金字塔尖的四位领导人均是欧盟和欧元区改革的支持者。
 
陷于保护主义冲击、希望维持开放世界秩序的人们,手中是否多了一个“新战友”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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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于2月发布的全球态度年度调查,在德国和法国,分别有49%的人将美国的能耐(power)和影响力视作对他们国家的一项主要威胁;分别有30%和40%的人对俄罗斯持同样看法;对中国持此看法的人分别为33%、40%。
 
在不久前参加一年一度的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 Meetings)期间听到这个民调结果,近年一直在为基辛格立传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不禁感叹,“今天的美国在很多德国人看来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这是如何成为现实的?”
 
这份年度调查覆盖除中国和印度外的全球26个主要经济体,各国对美国的态度是今年版本最显眼的变化。5年前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之时该报告覆盖的22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国民对美国的态度显著转变,变化最大的包括增加了30个百分点的德国,增加了29个百分点的法国,以及增加了26个百分点的巴西和墨西哥。
如果将今天的中美贸易、科技、地缘冲突视作新的冷战,美国会发现,盟友没有自己想象得多。在6月底的一场纪念英美“特殊关系”的会议中弗格森这样坦言。“无疑是比当年的冷战少。”
 
在今天的欧洲,美欧传统的同盟关系正在遭到普遍怀疑。
 
在希腊,新任外长卡特鲁加洛斯在接受我的同事采访时,被问及中国赴欧投资、欧洲对外是否应坚守统一声音等问题,均表现出有别于传统欧美立场的态度。“发展对华关系已经成为(希腊)跨党派的普遍共识。”
 
尽管中远投资的比埃夫斯港在欧美受到不少批判,扩建项目也面临阻力,但是身为希腊人的哈佛商学院教授George Sefarim在不久前到牛津访学期间仍对我坦言,希腊人很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来自中国的合作项目。
 
在东欧,如果你问爱沙尼亚人,倘若俄罗斯入侵,美国是否会马上赶来驰援,很多人已不再那么认为。
 
在英国前财相乔治•奥斯本看来,这部分源于当前的美国政府本质上并非可靠盟友;但大西洋两岸关系不佳也不只源于美国总统。北京和莫斯科两地在他看来应该被区别看待,“中国可以是我们的潜在伙伴。”
 
不少欧洲国家都希望在中国身上下注。
 
在欧洲大陆最西面的葡萄牙,哈佛大学教授库珀短短一周的葡萄牙之行让他得出结论,多数葡萄牙人都对中国持有相对友好的态度。与欧洲一些国家当前的氛围不同,在葡萄牙,很少有围绕中国对关键领域投资展开的讨论。
 
德国看到的是东方巨大的经济原力。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四国的许多人眼中,“一带一路”倡议是个有不错前景的倡议。
 
这样的发展,引得基辛格在不久前说,如果欧洲不改变当前的前行路径(change course),中国会主导欧亚大陆;美国反而会成为那个离岸的平衡性力量(offshore balancing power)。
 
美国在双边层面的四面出击是背后诱因之一。关税“大棒”已从中国延伸至墨西哥、越南和欧盟。
 
欧洲国家也与美国在一系列重大议题上存有分歧,从科技领域的数字服务税,对伊朗制裁及相应支付系统,到气候领域。
 
对欧洲人来说,英国退欧的问题火烧眉毛,但是他们可能要面对的更大问题在弗格森看来是,如果美国人要求决不能用华为,欧洲国家是“听命”,还是回复,“我们听到了,我们能管好自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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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我拜访了马丁•沃尔夫,“一个你应该问的问题是,中国在贸易战应对上是否犯下了战略性错误。”
 
在他看来,中国还有两个选项,可以表示自己是伟大文明(great power),且坚决维护多边体系,“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多边框架下寻求解决。”
如若选择双边谈判,本应在一开始就明确,除非美方提出的条件和措施对等、且对双方都适用,否则便不必谈。
 
“双边来谈,又不划好底线,那么特朗普无疑认为他能得到所有他想要的。”在谈判后期再后退,给人留下的印象难言正面。
 
沃尔夫的逻辑代表了欧洲一类并不鲜见的看法,站在远处看不难理解。但我也坦言,从中国国内看,一方面WTO等多边机制被视作短期内达成共识无望;更重要的约束在于,国内观念及情绪让国内众多问题似乎都系于贸易战——股市、金融去杠杆等等,决策者不得不谋求通过双边谈判尽快拆掉这一“定时炸弹”。
 
中国人对此或许有更深切的体会。在伦敦政经任教的金刻羽最近这样写道,在冲突的早期阶段过于渴求达成协议,会令自己看起来软弱和脆弱。
 
“不能把中美经贸摩擦当成一个筐,什么问题和困难都往里装。”商务部综合司司长储士家在7月初新闻发布会上的这句话代表了越来越多人的认识。
 
在5月中旬中美谈判阶段性破裂后,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5月下旬举行的财新马德里圆桌中提到,考虑到欧洲已有欧盟范围内的自贸体系,亚太地区目前也在积极推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一个办法是扩展后者,纳入中国和欧洲。拓展诸边体系可以是多边体系无法为继情况下的一个替代方案。
 
欧央行前行长特里谢也回应,有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为何欧洲“在心理上感觉离中国更近”。欧盟进出口总额占GDP之比达到近50%,美国该比例仅为27%。
 
欧洲高度依赖开放市场,在过去两年间俨然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大阪G20期间达成的一项少有人关注的成果,是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达成的贸易协定。这一南美的关税联盟覆盖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
 
去年,欧洲还先后与日本和越南达成自贸协定。
 
中国可以做的,或许是沿着美国已经在走的路,进一步分裂美欧同盟。沃尔夫又出一策。“这么做当然存在限度,但是通过巧妙的管理,这条路应该能走得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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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后,许多欧洲国家近年也承接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资本和人流,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抱怨之声渐起。
 
所以当我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一位中层问及,怎么看近年欧洲人对中国投资的态度转变?我只得试做解释,或许与中国这边一窝蜂地“出海”有不小的关系?
 
在经贸、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欧洲人本质上与美国有类似的诉求。美国出头、对中国施压,欧洲各国也会受益。
 
中国“走出去”也依然面临一些问题。中远对比港5.8亿欧元的扩建计划近期被希腊港口规划开发委员会局部否决,理由包括“环境、美学考虑,以及对比雷埃夫斯城市总体规划的冲击”。
 
不过目前的分歧在卡特鲁加洛斯看来是“可以解决的”,他同时希望,希腊法律中关于环境保护和考古遗址的相关条款,得到尊重。
 
随着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改变,“走出去”机构心态趋于正常、积累更多经验、对他国文化和当地利益更多尊重,日本当年就经历了海外对其“买买买”从普遍恐惧到总体欢迎的态度转变。
 
在最近数月对美贸易大幅下降的同时,中国与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大幅增加,中国的经贸联系似乎已在自然分散。欧洲是否依然重要?
 
美国对签证、科研合作管控收紧,欧洲能提供的求学、科研合作及高端产业合作升级机会,其他国家仍难及项背。这也事关开放世界的叙事和秩序维护,乃至未来的国际治理话语权。
 
英国陷于退欧难题和政治闹剧,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可能进一步丧失,但其智识阶层在全球范围内的舆论影响力犹在。
 
在欧洲大陆,无论是在欧盟还是国家层面,未来数年,多数领导人都将是被视作开放秩序坚定支持者的“成年人”。然而,他们也需平衡国内政党及百姓在常年经济不平衡发展后衍生出的民粹主义倾向。中国与欧洲各自的改革、开放及趋于理性,对对方国内需要完成的重任均有助益。
 
在中美之间,贸易战打打停停。是否如人冀望,贸易战偃旗息鼓,国内便万事大吉?中美各自的国内问题盘根错节,欧洲是否可以作为两国争夺未来世界话语权的第一“战场”。拥有其他出路或盟友的一方,是否更能从容等待对方“收兵”时机的到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中国重新获得了与美国竞争、“赢得”欧洲人心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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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为

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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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变革中保持一颗平常心 (liweiwang@cai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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