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缘何开始写作？余华的文学启蒙源于哪部让人意想不到的作品？他俩以及苏童，对张艺谋根据他们的小说翻拍的三部电影是否满意？

“六月天”的牛津依然冷风冷雨，却迎来一场火花、笑声四溢的讨论。6月13日傍晚，莫言、余华与苏童三位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在异国展开了一场以“文海寻辞”为题的对话。

三位作家此次来到牛津，缘于莫言成为牛津大学摄政园学院1810年创立以来第十位荣誉院士。牛津同时设立以莫言命名的国际写作中心，邀苏童和余华担纲首批驻校作家。自2013年以来，莫言也一直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百度和谷歌，从茫茫文海里寻找词语，变成了轻松、简单的事。”莫言在开场的演讲中说道。将莎士比亚关于爱情的名言警句输入电脑，屏幕上就跳出数百句词句。“但是这些话真的都是莎士比亚说的吗？”

“毫无疑问，有很多是从他的剧本里摘出来的；但也有很多是张冠李戴。”他以自己的经历再举例，“互联网时代，稍微有名的人，都会被所谓的名言警句缠绕。现在手机的朋友圈里，流传着很多‘我写的’励志文。”

莫言的吐槽，让苏童在开始演讲前也笑忆对名人名句的轻信与崇拜，“刚才突然想起来，我的岳父岳母不看小说，但经常跟我赞美，‘莫言老师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每次跟我赞美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一定在网络上看到假莫言了。”

随后的对话环节，面对曾担任布克文学奖(Man Booker Prize)评委会主席的 Boyd Tonkin先生的几番提问，三位作家兵来将挡，无论是关于文学还是人生、写作还是翻译，通通难不倒他们。惟一的“遗憾”是，我的最后一问，没能从他们口中听到答案。

1

作家的养成是Tonkin先生的第一问。对三位作家影响很大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什么时候决定不再作默默的读者，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莫言回忆，在他童年时期，济南府有个作家，非常“腐败”。那个年代，许多人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但他一天三顿都吃饺子。

莫言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他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这并非莫言头一次讲这个故事。不过他又补充，“好多人觉得（这个）是假话，其实是真话，但是真话具有故事性后，就显得像假话。”后来，他对此略作修改，“除了吃饺子，还要表达内心深处的……”话音未落，全场已爆发出笑声和掌声。

不过，莫言的这番回答很快就被余华“挑战”。

轮到他作答，余华先是回忆 ，自己最早阅读的书，“想来想去，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他的父母都是医生，那个年代，家里除了医书，只有毛泽东选集。

年纪尚小，他坦言“读毛泽东选集很费劲”。但后来他发现，里面的注解特别好看。注解里有历史人物，有历史故事。于是，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毛泽东选集。

“那时我还在念小学，我的邻居很惊讶，说那么小的孩子，就那么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

听众笑声还未散尽，他抛出一份领悟。读毛泽东选集的注解，确实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吸引人的永远是人物和故事。”

“至于我是怎么从读者变成一个作者的。”他笑言，“我说过无数不同的故事。”等到翻译翻完，他的下一句引发观众更大的笑声，“莫言也说过不少。十多年前，我们在一起参加一个活动，他说的可不是‘饺子’。”

他替莫言回忆，莫言那时当兵，是在部队大门口站岗的哨兵。他那时是士兵，穿一双球鞋。他就看那些进进出出的军人，穿皮鞋的全是军官，穿球鞋的全是士兵。所以他就希望自己有一双皮鞋。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写小说，有稿费，就可以买一双皮鞋，然后他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相比莫言和余华，苏童的回答更质朴。“我不像莫言老师，目的性这么明确。我觉得我糊里糊涂的，就是因为从小老师表扬我，作文写得好。”

“其实把作文写长了，写大了，写自由了，就是创作。我反正就是这样，糊里糊涂走上了文学之路。”

3

在牛津，讲者于台上“交锋”并不罕见，但是，相互调侃不断、“挑战”翻译，却也很少出现。

问答“第三回合”便是关于翻译。扣着“文海寻辞”的主题，Tonkin问，作品经过翻译，外国人读到的意境和画面，与中国读者读到的是否已不太一样。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的不少东西是否会在翻译中丢失？

“我们其实都不怎么懂外语。”苏童接过话筒，似是谦虚、又有几分像是答问策略。

“每当你的作品要被翻译成某一种语言时，你有两个感受，一个感受是挺高兴的。第二个感受是，你会觉得你特别像一个屠宰场上的某一种动物，会被自由地宰割、组合。”

但是也不乏好的经历。语言间的转换在他看来，也会产生奇异的效果，带来一点惊喜。

他拿自己题为《你》的一本小说举例，里头的主人公叫“五龙”。在中国的男性中，这是个很普通的名字。但在英文版中，被翻译成“five dragons”——五条龙。

“这看起来很奇怪。”对话现场的翻译翻完苏童的话后多加了这么一句。

“不懂外语”的苏童反应很快， “不奇怪。”他笑道，“我本来写的是一个恶棍，翻译成五条龙，我一下觉得特别帅。”翻译在他看来“有时候有一种陌生化效果，让你觉得很神奇”。“我很喜欢。”

“翻译确实不容易，是非常辛苦的创造性劳动。”莫言道出他的视角，“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翻译是创造性劳动”的说法，认为翻译就是应该绝对忠于原著，没有什么创造性。”

“当然我说的那个创造性，不是像苏童刚才讲的五龙变成五条龙；而是表现在寻章琢句，从成群结队的词汇里，选择最恰当、最有表现力的词。”

他回忆，有一个翻译家， 翻译他的一句话，“他最近干了一些风花雪月的风流事。”     

现场的翻译女生一时语塞。莫言给予鼓励，“难度很大，试试看。”

翻译试作逐字译。

“翻得是什么？很不容易。”莫言道，那位翻译家怎么翻的呢？“他最近干了一些风流事，风，花，雪，月。”“我认为这个翻译就有创造性。”

在一片笑声中，余华接过话筒，“他们都已经说了很多。”由于不同语言的差异性，他承认译文与原文相比，在有些地方肯定弱很多。但正是因为差异性的存在，译文又在很多地方强于原文。

他以体育比赛做比。最好的译文，就像是在足球赛中经常出现的平局，3比3，2比2，哪怕0比0打平也可以。而不是像篮球赛，不论几个加时赛，非得分出个输赢。

“好的翻译与原文，没有输赢。”

4

主持人的最后一问，是关于电影这一“文学的另一种翻译”。“在座三位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了非常受欢迎的电影。你们对结果满意吗？”

三位作家一时不知谁先作答。须臾，莫言拿起话筒：“我难为（翻译）一下，当仁不让，能翻吗？”

翻译不解，请莫言道明。

“刚才不就是谦让谁先发言吗？”莫言说，“我要先发言，就叫当仁不让。”

又是两秒的安静。

“我们这位姑娘翻译得非常好，”莫言为她解围，“这样的成语是太考验翻译了。”

言归正传，他道，“为什么我要先发言，因为我的小说最先被张艺谋改编成了 《红高粱》。”

1987年，《红高粱》面世，翌年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

四年后，张艺谋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面世，于当年获得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翌年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1994年，张艺谋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电影——《活着》——面世，并在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我们三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要感谢张艺谋。”莫言稍作停顿，“但是在所有的意义上呢，他也应该感谢我们三个人。因为根据我们的小说改编、导演的时期，正是张艺谋一生创作中的黄金时代。”

“我一直认为小说改编电影是一种选择的艺术。”一部小说那么多人物、情节，电影长度有限，是使用不完的。好的导演，会选取小说的精华部分、主要精神，在影片里表达出来。

“我认为，对《红高粱》，张艺谋改编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当然也有不满意，还是拍得太短了，只有90分钟。”

苏童对莫言的说法表示赞同，但补充了一句“莫言没好意思说的”，“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经济利益，这个也必须承认，尽管当时很小。”

余华接过话筒，毫不避讳地道，“我接着苏童的经济利益往下说。”“当然，确实是张艺谋首先要感谢我们，很好的小说才让他拍出不错的电影。”

“我最早‘出国’的小说就是《活着》，就是因为有这个电影，翻译（版）出去了。”但他紧接着吐槽，“这部电影，相对小说改编非常大，跟《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还不太一样。那两个是比较忠于原著，我这个很不忠于原著。”

所以当他第一次看《活着》这部电影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不像我的小说。”

不过，源于这部电影，小说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余华自己也有了去不同国家的机会。当时国外的邀请方，经常还会同时搞另一个活动，放一场电影，然后让余华代表张艺谋去和观众见面。

“因为张艺谋很贵，他们请不起，所以请我这个便宜货。所以我在国外看了20多遍这部电影。”

“抱怨”过后，余华又展露出对不经意事的领悟力。 “看20多遍这部电影，我开始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小说不像这部电影。然后，我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什么是对或者错的，只不过我们最熟悉的，就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从此以后，别人问我《活着》这部电影怎么样，我的回答都是，非常好。”

5

尽管与多数英国大学不同，在牛津，中国学子并非第一大国际学生群体，但可容纳数百人的礼堂还是因中国学子座无虚席。

对话进入观众提问环节，观众也没给三位作家片刻轻松。一位在牛津求学的女生坦言，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经历了不止一次社会大实验，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个充满魔幻、神奇色彩的国家。今天，中国还给人魔幻之感吗？

“请苏童代表（我们）回答。”莫言笑着“派活”。

被赶鸭子上架，苏童策略性地提及时间，“我刚才偷看了一下，时间不多了，7点10分要结束。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思考，只有感受了。”

“说到东西方、中国与欧美，刚才提问的那位姑娘，想必也经常来往于中国和欧美。相信有一个感受，我跟她是一样的。在中国，一个城市，一个乡镇，它有可能3个月、半年就变了样。但是你到欧洲，它可能30年也不变。”

“在我看来，那种变，毫无疑问是魔幻；但是那个不变，我也觉得是蛮魔幻的。”

笑声与掌声过后，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大家知道文学流派中，有一个叫魔幻现实主义。我觉得现在的世界，如果从文学角度看，魔幻现实主义统领世界。”

对话近尾声，三位作家身上的一系列特质已展露得十分鲜明。坦率直接、当仁不让；思考、答问反其道而行；珍视多样性和参差不齐，包容还看不惯的事物；留心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少有人注意的细节。

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了这些特质？不免让人好奇。

获得最后一个提问机会，我匆匆点了映入脑海的三点，坦言这些特质很像牛津、英国环境下的产品，于国内环境下如何长成？

我的表述或许不够严谨，但话到一半便听到身边絮絮议论之声，还是让我稍感意外，对自己的认知平添几分怀疑。

Tonkin先生又转述了一遍问题，“是关于教育体系，它能否鼓励人们变得更直率、直接，有批判性思维？”

话筒传到余华手上，踟蹰几秒，他道，“（这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了。”又是几秒的安静，他选择放弃，“我看这个我回答不了。”

在全场笑声中，莫言拿起话筒，本以为他会再次“当仁不让”。他将话筒递向苏童，没有成功。将话筒拿回胸前，伴着弥勒佛般的微笑，他说道，“我也回答不了。”

牛津，有问不答极为少见，但对三位作家，全场依然报以掌声，准备收场。莫言此时却拿起话筒，“这个问题，请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来替我们回答。”

陈晓明教授是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他从观众席上起身道，“莫言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很荣幸。我感觉到，其实今天在全球化的语境当中，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共同性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同时，中国人的传统性，本身也包含了一种互相的欣赏、互相的信任。

待翻译完毕，他接着道，“我想（台上的）三位作家，就是中国的传统性与西方性结合得非常好的表率。这也是因为他们经常来到西方，与西方文化有多方面的接触。我想，如果说要让中国的青年一代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好的这么一种性格和思想，我觉得西方文化可以更加宽容地拥抱中国青年学者，比如牛津大学更多地招收中国学生。”

为这场对话收尾，Tonkin先生感慨，今晚，有三位中的任何一位已足够幸运。三位同场，可谓“梦之队”。放在几周前，他会将三人比喻成中国文学界的“巴塞罗那”，但今天，“我会将他们比作‘利物浦’。”

两周前，英国老牌豪门利物浦时隔15年终于再捧欧洲冠军杯。

在牛津这个“新家”，莫言已颇有几分主人风范，他回礼，“谢谢Tonkin先生的主持，他今天的角色，是我们的场外指导。”“也谢谢今天的翻译小姑娘，她的角色是，文海寻辞。”

“财新·牛津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