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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近20年“弯路”,西方的头部媒体才纷纷转向付费订阅模式。几年间,订阅数增长令业内鼓舞。但新闻业真的远离危机了吗?
 
英国的《金融时报》最早转向全面付费。但对媒体人来说,这意味着文章被更少人看到,“你的影响面小了,我接受得挺不情愿。”已年过七旬的《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在6月底这样对我说。
 
不过,最早放弃免费策略,在他看来也是《金融时报》近年状况一直不错的原因,“他们都是学我们!”
 
还没跨过互联网这一关,媒体人又面临人工智能的冲击。
 
过去十年间,有一批在英国媒体做到金字塔尖的媒体领袖转战美国媒体。米思伟从《经济学人》去到彭博,汤普森离开BBC转战《纽约时报》,还包括接掌《华尔街日报》的Gerald Baker。他们都毕业于牛津,导师制下每周一篇短论文,构成了他们最初的写作锤炼。
 
从萨默斯、布隆伯格到沃尔夫,《经济学人》在全球政商学界均口碑极佳。四年前从《经济学人》总编位上突然离开,米思伟的决定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但美国媒体确实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彭博今天已有逾2700名记者,为《经济学人》近20倍。《纽约时报》亦有超过1500名记者,与英国全国电视观众缴费支持的BBC新闻部已相差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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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规模更大,意味着在AI等技术领域做投入的性价比更高。
 
路透、彭博等大型通讯社曾经都有一个不小的“速度团队”,着眼快讯以及第一落点的分析。如今,前者已基本能由AI自动抓取代劳;近两年,受冲击的已是那些过去在新闻突发半小时内写初步分析稿的条线记者。
 
今天,彭博每天数千篇文章中,已有约三分之一或多或少涉及电脑参与。但米思伟认为这未必是坏事,信息更现成,要求记者更具原创性。
 
AI还带来三个领域的变革。一是辅助、解放记者,可以帮助听写录音、听记同时进行的数个电话会议、作不同语言的翻译报道。
 
另一个是对记者写稿给出提示。比如机器能第一时间检测到德国商业银行股价暴涨5%,或是英国的增速达到德国的数倍,提示记者要不要据此深挖。
 
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编辑派发写稿任务的角色。但米思伟同样认为,这并不完全是坏消息。编辑可以更好监督记者有没有“失职”,比如德国商业银行股价暴涨,若事后证明是源于其与德意志银行谈判开始,编辑可对记者追责,为什么没有就此深挖下去。
 
最后一个趋势在米思伟看来影响也最深远,即新闻的定制化,背后逻辑在于,一方面读者较懒,鲜有人爱花时间填自己的偏好;另一方面又喜爱花边趣闻、意外收获(serendipity)。报纸头版头条是关于默克尔的严肃新闻,下面搭配英国女王数落菲利普王子驾驶违章记录的文章,就很受欢迎。
 
因而彭博目前在尝试,推送分三个版块的邮件简报(newsletter)。最上面是“需要知道”的政经大事;中间是“你的新闻”,比如读者关心的行业新闻和投资股票动态;第三版块是“能知道也不错”的资讯,由编辑选择,给读者提供更有趣的谈资。
 
只要把握好定制化的度,米思伟认为就能够避免类似脸书那样令读者思维极化的“回声室效应”。
 
 
2
 
在社交媒体时代,讯息传播更快、更广,新闻事实称得上新闻的时间越来越短,公开信息对股价的作用往往在15秒钟后就消失。因而那些转型初战告捷的媒体,都将更多资源放到分析、深度报道领域,不再只是传递发生了什么,更多着眼为什么和接下来会怎样。
 
“在一个事实众所周知的世界上,调查报道、对大交易的披露,以及马丁·沃尔夫的专栏,将变得更有价值。”米思伟不掩对他心目中“终身成就奖得主”的欣赏。
 
但在另一端,不少媒体也在做更多基础性的解释性文字和视频报道。这源于今天的世界高度互联,各领域、不同人群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地缘政治也会深度影响商业、消费领域。
 
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的《数字新闻报告》显示,62%的数字新闻读者认为,媒体在让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上做的好,认为媒体在帮助理解新闻背后意义、和自己的关系上做的好只有51%。
 
在牛津,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例子。就华为问题,一位曾是现已成为波兰总理的Mateusz Morawiecki顾问的政府学院同学对我坦言,美国就该问题对波兰施压后,他远在波兰的母亲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让她去看CNBC做的短视频。”
 
一些媒体也将长文拆成不同类型的文章或视频,比如就英国退欧这样的核心议题,会做两个版本、迎合两类读者,一类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只想知道最新进展的人;另一类是对该问题来龙去脉了解不多的人。
 
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的总体趋势是更短、出的速度更快,但也并不总是如此。米思伟认为,读者更高效地利用时间,不少情况下仍然会是读一篇《纽约客》写叙利亚的长文,比看十几篇短文或视频更高效。
 
 
3
 
摆脱广告模式、转向读者付费,媒体是否不可避免要作更多不同类型的尝试?
 
在汤普森执掌BBC时期,现在已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管委会委员的Jonathan Charles曾是BBC明星主播,还曾帮BBC建立起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的电视业务。对于2011年离开老东家,他对我回忆,一大原因是感到自己在“拿脑袋撞墙”,他一直在建议,BBC不应什么都做、从而能有足够资源把最需要做的事做好。
 
媒体转型的一大陷阱是新业务发展缺乏主次。BCG在6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分析。毕竟,传统媒体发展新业务资源有限,对于多元业务的管理能力普遍不足。
 
《纽约时报》近年在汤普森带领下取得不小成功,在Charles看来极大得益于近年“特朗普拉动”的助力。
 
不过,近年的科技趋势,及其促动的品牌、马太效应,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烹饪、填字游戏等生活方式类内容在《纽约时报》的复兴中也“出了份力”。其截至2018年年底的330万数字订户中,有60万只订购费用较低的烹饪及填字游戏。
 
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新闻消费者整体变年轻,音频、播客的崛起被牛津的《数字新闻报告》列为过去一年多数字新闻领域的一大趋势。
 
“我1987年加入《经济学人》时,基本上是一周写一篇文章。”米思伟回忆,今天,记者们要做的事远远更多。他还拿《华尔街日报》举例,他们很喜欢搞“见我们的记者”活动。“你会诧异,有多少人愿意听记者说话。”
 
编辑的角色也在变广。十年前,《纽约客》的主编可以只是很博学、甚至可以深居简出;今天,则一定得能对外阐述自家媒体的愿景。这是不久前卸任美国出版集团康泰纳仕(Condé Nast)除美国外所有国家业务主席的Nicholas Coleridge勋爵在6月初与牛津媒体社同学交流时谈到的体会。
 
除了Vogue等一众时尚杂志,康泰纳仕旗下还有《纽约客》、《连线》等时事、文化科技领域的旗帜性媒体。他坦言,这是他任命了近200位旗下各杂志的各国版本主编,获得不少成功,但也遭遇一些“令人惊叹的失败”换来的经验。
 
会议业务也是不少媒体发力的一个领域。这对有金融终端业务的彭博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对很多头部媒体来说,现场活动和付费墙一道,是当前最主要的两块收入来源。媒体仍然被认为是有影响力,且能传达有趣且独立观点的地方。
 
BBC新闻前主编James Harding创立的乌龟传媒,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就是每周的ThinkIn活动,该活动介于读者沙龙和小组讨论之间,向非会员收取的入场费每场25英镑。Harding爱强调,这不是“又一场”台上几人讲、台下聆听、最多提个问的小组讨论、单向“布道”;而是高度重视读者的参与和声音。
 
在乌龟传媒位于伦敦的办公室,我也参加了一场题为“Netlix是否比BBC更好”的ThinkIn,几十位听众到场,十几位发言踊跃,形成了一方强调BBC剧集、纪录片兼具高质量和公共性,另一方吐槽BBC用户体验、数据运用被Netflix甩开几条街的两大辩论阵营。
 
 
4
 
所有这些尝试和不断延伸的触角,是否意味着只有少数头部媒体才有资源做投入,让读者在脸书、推特助推的免费新闻环境下愿意为信息买单?
 
除了媒体要做的投入,另一潜在约束或许在读者端。
 
牛津《数字新闻报告》对38个国家付费新闻订户的调查显示,在除北欧国家外的所有国家,订户所订阅刊物数的中位数都是一份。比如在德国,70%的订户只订阅了一份媒体,只有20%的付费读者订阅了2份媒体。
 
“订阅疲劳”已成为媒体行业研究者新的担心。牛津政府学院的副院长与我聊起新闻阅读,坦言现在只订《金融时报》,看了很多年的《卫报》现在转向部分收费,也看得少了。
 
哪怕对愿意为新闻付费的人来说,说服他们做第二份媒体订阅也并不容易。新闻读者或许也并非所有都愿意为新闻付费。率先转型的媒体争取到这群新闻是刚需的人群,更多媒体向订阅模式转型的楼梯就被抽掉。
 
这也解释了为何到目前为止,只有有限的几个全国性媒体在订阅模式上取得成功。Business Insider近期一份调查显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占去美国新闻订阅人数的近一半。Netflix、亚马逊Prime等其他数字服务的付费订阅,也加剧了消费者感到的“订阅疲劳”。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小媒体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在英国,中端的《独立报》、《卫报》等四五份传统大报,情况均不理想。Coleridge勋爵称,时尚杂志领域也在呈现类似趋势。
 
与许多行业一样,大浪淘沙、马太效应,或许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科技时代,一个让人无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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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闻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是地方媒体的衰落。
 
在全国层面,有数百位记者蹲守在华盛顿,随时准备将贸易战、美国选战等问题翻个底朝天。头部媒体的扩员或可弥补其他媒体的关张。
 
汤普森在3月受访时也坦言,《纽约时报》接下来会继续招人,包括加强在美国各地方上的采编力量。
 
然而,做全国、国际新闻,头部媒体固然能通过加大投入,带来良性循环;做地方新闻,却面临深层次的错配。华盛顿、伦敦、布鲁塞尔等地的大新闻供应充足,《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的记者们会有多大精力和动力去挖地方的一条“小鱼”。
 
如今,地方性媒体,尤其是其调查报道部门的衰落,让地方政府的许多行为基本上处于无媒体监督的状态。
 
“至少在西方,这是我眼中新闻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沃尔夫说。这也是他对西方民主体系感到担忧的地方。过去英国每个小镇都有本地报纸,这些当地社区的凝合剂,今天已不复存在。
 
对此有何对策?英国政府去年发起的独立评估在2月发布的报告中提出,可考虑对地方媒体免税、甚至提供财政补贴。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否可持续?牛津政府学院一位毕业于哈佛的墨西哥同学已将此作为他这个夏天要做的毕业项目的课题。
 
复兴美国的地方媒体,曾有人测算每年要花近20亿美元。看起来是笔巨资,但美国人每年花在芭蕾上的钱也是这个数。
 
对媒体前路,一个仍显悲观、一个转向乐观,沃尔夫和米思伟的分歧或许在于他们今天“戴的帽子”,一位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位是媒体实操者。
 
“财新·牛津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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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为

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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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变革中保持一颗平常心 (liweiwang@cai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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