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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自杀式”策略近20年后，不少西方媒体转向付费模式，何以“初战告捷”？
2019年光是1月，美国媒体业就有大约2000人失去工作。去年，英国政府还就新闻业可持续性发起一项评估，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解析了英国新闻媒体业要变得更可持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牛津大学的路透新闻研究院于6月11日发布了其2019版《数字新闻报告》。根据对38个国家消费者的调查，过去一年为线上新闻付费的人数只有小幅增长。
“我对新闻业的前景远远更乐观！”持此看法的是彭博总编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在2015年被卸任纽约市长、重掌彭博的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招至麾下之前，他担任英国《经济学人》总编近十年。
5月下旬，他回到母校牛津，与牛津大学媒体社的学生社员展开了一场小范围交流，我也加入了讨论。学子们忧心忡忡，他为何变得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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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后，互联网大潮涌来，整个新闻业产生巨大的恐惧。“我们（这个行业）犯了个大错，”米思伟说，没有对放到网上的内容收费。
等到2006 年，他出任《经济学人》总编，几周后便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杀死了报纸》的封面文章。这个封面迅速成为各大新闻业会议上被用做PPT演示的材料。他自嘲，这在当年给了他一丝安慰。
近两年，新闻业又失去另一群人的尊敬和“宠爱”。每年4月，美国总统都会照例出席白宫记者协会（WHCA）的年度晚宴。它既是奥巴马等颇具喜剧天赋的总统展现魅力的秀场，也是白宫每年向媒体致敬的场合。
去年4月底，作为担任白宫记者协会（WHCA）主席的记者所属机构的总编辑，米思伟本有幸坐在总统身边。但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年缺席，让美国政府和民粹主义者对建制派媒体的鄙夷态度暴露无疑。
采用免费策略、辅之以削减投入，这样的“自杀式”行为延续近20年后，媒体人“终于醒过来”，米思伟直言，“一旦我们转向付费，报道的质量都上来了。”
2018年年底，《纽约时报》的数字订户数突破300万，并立下2025年达到1000万的目标。《华盛顿邮报》在被贝索斯收购后，也竖起付费墙，订户数目前已过百万。《华尔街日报》订户数也已达150万。
在大西洋对岸，创刊于1788年的英国第一主流大报《泰晤士报》也开始收费。更多面向财经读者、定价更高的英国《金融时报》订户数也已超过百万。
三、四年前，彭博用高薪从这些竞争对手处挖人很容易；“现在，他们重新开始招人扩张了。”米思伟这样佐证新闻业的群体性复苏。
拥有金融数据终端业务这一摇钱树，彭博的情况稍显特殊。2015年，我曾陪同主编舒立采访彭博创始人布隆伯格。在被问及彭博的新闻媒体业务似乎并不赚钱时，他回应，媒体服务属于彭博给终端客户的附加服务。
“Mike（布隆伯格名）一直将电视等媒体业务看做彭博终端的广告，用来促使人们花钱买终端。但我认为媒体业务是可以赚钱的。”米思伟不惜与老板唱反调。
去年5月，彭博的非终端业务也转向全面付费，将原本只覆盖彭博《商业周刊》的付费墙，延展覆盖整个彭博网。
“向付费转”（pivot to paid）居于数字新闻领域近年呈现的三大趋势之首。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的前述报告分析称。而过去一年，付费读者中大多已不再是只付一次费，而是会定期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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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制付费是一些媒体在探索的另一种模式。今年1月底，我收到两年前在一场国际会议上结识的一位媒体人James Harding的一封邮件。他刚刚辞去BBC新闻的主编一职（在此之前他还曾是《泰晤士报》的主编），希望我成为他新创的一家媒体的创始付费会员。
“乌龟传媒”是他为新公司选取的名字，以此传达聚焦“慢新闻”，强调深度和视角 ，不做突发新闻的采编方向。他们采用的商业模式是会员（也是读者）付费，会员可以免费参加他们定期组织的小会。
我并未马上掏钱，在伦敦拜访了Harding。他告诉我，他们的愿景是打造类似开放厨房的“开放式采编室”，让读者参与到采编方向及话题的选择、塑造中来，借此加强公民对新闻的参与，以及社会责任。
令我稍感意外的是，“乌龟传媒”目前获得的会员费已能覆盖公司三年的采编、运营成本。或许，这与Harding及另两位联合创始人的个人号召力不无关系。
5月底，英国另一大电视媒体ITV的首席执行官Carolyn McCall女爵来到牛津，与在此访学的推特联合创始人Biz Stone展开了一场对话。
2018年，ITV与BBC携手，设立了一个付费的点播平台——“英国盒子”，播放两家媒体的自制节目。在北美运营近1年后，双方于今年3月宣布，将之引入英国，英国的另一主要电视媒体“第四频道”也将加入，希望将之打造成英国版的Netflix。
“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去年初开始担任ITV首席执行官的McCall女爵对我说。7、8年前，ITV100%的收入来自广告，今天，这一比例为65%，“对我来说这仍然是个问题”，因为广告存在周期性，波动性很大。而做新闻成本很高，尤其是调查报道，“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社交媒体的线索。”
在很多人看来，有美国总统等各类人士在其上发文，免费的推特已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新闻来源。Biz Stone于2017年重新全职回到推特，但他的立场令人意外，“我举双脚赞成（all for）新闻付费。”
在推特之外，他还创立了一家名为Medium的媒体。大概一年半前，Medium决定不再依赖广告，而是转向基于订阅的模式。在他看来，“用户付费是惟一能将媒体的收入与使命统一起来的办法”。更多人订阅、允许投入更多在做新闻上，进而有更多人订阅，形成一个健康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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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假新闻、劣质咨询的威胁消失了吗？
在被牛津学子问及这点时，米思伟拾起了自己在牛津读历史习得的视角。假新闻并非互联网时代才出现。特洛伊木马可以说是最早的假新闻。
1814年，在伦敦面世的蒸汽印刷机让印刷品生产能力一下增长10倍，廉价报纸迅速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
1835年，仅售一美分的《纽约太阳报》自信满满地报道称，一些半蝙蝠、半人类的突变体生活在月球上。当人们提出质疑，该报主编总是说，“你能证明这是假的吗？”
新闻业的历史上总在出现这样的阶段，新技术出现，一时间让低质量信息如潮水般涌来。但是米思伟也认为，现在就像当年，浪潮会逐渐逆转。假新闻、低质量的声音会慢慢失去市场。
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广告商不想再在垃圾新闻旁推广自己的品牌，更看重广告质量、而非数量。另一方面，读者也慢慢意识到真实、高质量新闻的价值。
曾几何时，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在40万个网站上投放广告；现如今，这一数字被限制在5000个以内。而Netflix和Spotify等基于订阅模式的网络服务广受欢迎，无疑也在改变人们的习惯。
“在Netflix 流行之前，很少有人会花钱看东西。”McCall女爵坦言。有趣的是，Netflix这一英国几大媒体在电视剧、纪录片等领域的强劲竞争对手，无疑也推了其“老对手”一把。
而更吊诡的是，民粹主义掌权者抛弃媒体，却也给了建制派媒体新的机遇。在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台让2017年线上新闻读者中付费者的占比从9%一下上升到16%。
这不只源于源源不断的推特，也与他们对原有秩序的搅动有关。犹记几年前，在WTO谈判近20年没有实质性进展后，贸易领域在不少媒体人看来已不再能出大新闻。现在，没人再会怀疑该领域的新闻价值。
《纽约时报》的复兴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朗普拉动”（Trump bump）？《纽约时报》CEO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在3月被问及此时坦言，若两年前看，确实如此；但过去一年，MeToo、脸书等揭露性报道获得很多关注。
或许确如米思伟和汤普森所言，收费带来投入、质量提升。更肥沃的新闻土壤只是助力？
不过在中国，由于门户网站、收入水平等多方因素，中国的信息消费者对内容免费有更强粘性。西方媒体的经验，在中国适用吗？
不同市场确实在不同阶段，米思伟回应我，印度仍然处在广告商愿意给卖一分钱一份的报纸打广告的阶段。在中国，有微信等各种更复杂的传播渠道，情况比西方更复杂；但是，也已开始看到水落石出的趋势，如果明显是假新闻，人们也在慢慢抛弃。
所以，除了转向付费和一点契机，西方重要媒体的转型初战告捷，靠的还有一些耐心？
“耐心，再加上一些灵活度。”他补充道，比如针对学生这一潜在读者群，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订阅包。
相比金钱，时间对很多人来说更宝贵，尤其是身处金融市场的人。他接着道，与很多人的购买力相比，新闻仍然是很便宜的。无论是订《经济学人》还是彭博，大抵就是一周一杯咖啡的价钱。“想想我们来牛津读书的成本，还是相当便宜的。”
“财新·牛津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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