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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就会成为敌人。”
1993年,“软实力”一词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从哈佛来到华盛顿,在以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等身份任克林顿总统顾问的3年中,他以这一思路“舌战”对华鹰派。接触政策,成为其后20年美国对华的大体方略。
不久前,在异国谈起这段往事,这位还担任了2016年希拉里竞选顾问的82岁长者,如一位吃了败仗的军师般自嘲,“我认为这句话仍然是对的。但是今天不必听我的,在特朗普时代,我和很多人一样是错判者。”
一句昔日警示,变为今日现实。
6月底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面同意重启谈判后,奈与其他99位美国学者一道、于7月初发表联名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
但是在两国元首大阪会面后的首次谈判前夕,特朗普就发推谴责中国未能按约购买美国农产品。谈判只有半天,特朗普随后突然宣布,从9月1日起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关税针对中国,但有趣的是,不少市场人士也将其视作逼迫美联储放松之举。上周,美联储十二年来首次降息,给出的理由正是潜在的贸易战风险。但25个基点的幅度,特朗普并不满意。
对人民币昨日应势破“7”,特朗普也不满意。当天,美国财政部25年来首次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这同样不得市场人士之心——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是加征关税的经济规律使然,此举不过是给进一步加税多一个借口。
然而,如此发展让人担心,关税战、科技战,是否会延伸到汇率战?毕竟,上周在被问及美元问题时,特朗普拒绝排除压低美元汇率的可能性。是否还会进入特朗普坚信美联储会持续降息、在对华冲突中越发强硬的恶性循环?
但对他来说,关税可谓一箭双雕,兼顾中国和美联储,毕竟他最多再干5年,眼下他最关心到明年大选前这一年。
“这个家伙希望明年秋天前,经济还能跑得欢。”谈到如今围绕特朗普唯一确定之事,与美国共和党人交集颇深的英国前财相乔治•奥斯本这样直言。
中方或许可以等到明年大选之后与民主党总统打交道,特朗普在中美代表上周在上海谈判的当天还声称,但是如果他胜出,美方的谈判立场会比目前“远远更强硬”。
但一些海外人士还是读出,他同样不愿在大选前达成协议的“心思”。一份不够“压倒性”的协议,会让他丢失对中国持续施压的机会,给其他总统候选人落下对华不够强硬的口实。
“像我这样的人,今天在华盛顿政治圈内,算得上是孤独的声音。”奈苦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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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对华态度转变,如今并不止于政界。
商界长期以来是美国对华关系的压舱石。今天,别看台面上他们都谴责美国保护主义,但是私下,他们都拿得出贸易战升级的备选方案。一家美国顶尖财经媒体的总编告诉我。
尽管开放政策接二连三,他们依然要面对中国国内复杂的监管和市场现实。
精英阶层在让中国变得“更像美国”上感到挫败,另一种“美国梦”如今也难以为继。
尽管失业率在4月降至近50年以来最低点,但是工资增长、医疗教育等问题依然深深困扰美国人。只要被雇主欠薪一个月,40%的美国人生活就将陷入窘迫。在人均寿命、肺病等许多指标上,美国如今已居于发达国家最差之列。
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和他的夫人曾追踪研究美国白人极为普遍的自杀、酒精和药物滥用行为,最后想出“绝望之死”一词加以描述。问及背后原因,迪顿坦言,一大半可以怪在医疗体系上。
美国的人均医疗成本高达英国的两倍。成本奇高的原因包括,美国医生过度开药、且偏好开更贵的药。如此,医生和大型制药公司的收入便越高。高企的成本落到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计划的企业身上,本应给员工涨薪的资金就被占用。
在特朗普手中,问题并未得到缓解。他选择给大企业减税,与失落的“大多数”仍然只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国成了绝好的外敌,掩盖贫富差距未有缩小的尴尬现实。不满深广又未解,成为靶子的还有欧盟、日本、墨西哥、越南……
在生活窘迫之外,美国人的不满和敌意,还源于一种独特的心理。
两千年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罗马公民遭遇威胁,只要报出拉丁短语“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便可保平安。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冷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场演讲中引用这一短语。其后50年,全球最强大国家公民理应高人一等的心态,在美国渐入人心。
一位曾为他的家乡罗德岛州州长工作的哈佛毕业生还对我解释,扎克伯格、奥巴马,乃至特朗普等例子比比皆是,都让他的同胞认为自己是“天选之民”(the chosen one),如犹太人一般。
然而,社交媒体的崛起让人看到的个体远远比过去更多、范围也更广,处境不佳的美国人陷入巨大的比较焦虑和失落情绪。
听着他在哈佛昔日爱徒的观察,奈这样道,或许还没到人人如此的地步。
难以接受地位下降的心理,在特朗普上台前已有显现。但在高盛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曾两度住在纽约的吉姆•奥尼尔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的作为,完全释放了美国人的不理性情绪。
奥尼尔的职业生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头20年他都很悲观。一旦美国消费者碰上问题,世界就可能遭遇危机,广场协议、亚洲及全球金融危机莫不如此,德国、日本均无力填补美国消费者留下的缺口。时至今日,消费仍然占去美国GDP的70%。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消费者的崛起让他看到希望。世界终于有可能摆脱世界生产、美国人消费的模式。尽管近来中国消费增速放缓,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今天中国消费存在的瓶颈,更多在生产而非消费者端。
二战后,作为唯一未受破坏的战胜国,美国曾在西欧借马歇尔计划“指点江山”;一旦中国成为头号强国,是否也会如此行事?如此忧虑很自然地爬上许多美国人心头。恐惧之下,不少人认为与其等到中国上位,不如在此之前与中国开战。
“我试图对很多朋友解释,这样的想法多么天真。”打算从政的这位哈佛毕业生直言。
奈认可爱徒的这份勇气,但今天在华盛顿呼吁不要持冷战思维,是“理性”政治家绝不会采用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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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面对首次涵盖消费品、将于9月生效的10%关税威胁,美国零售业等团体已表达深深担忧。特朗普倚重的农民也在经受持续伤害。
这一轮关税对中国增速的影响,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等智库、金融机构的测算,在0.1个百分点到0.15个百分点之间。
若税率提高到25%,那么无论如何反制,全面开拓新市场都将是需要探索之路。
短期内,货币贬值可以对冲关税影响。但特朗普不同,不惮将美元武器化,哪怕美联储不从,他也有能力指示财政部通过“外汇稳定基金”给市场注入美元,压低美元汇率。
全球产业链的高度整合也带来不确定性。第一代iPhone每一部价值179美元,其中中国工人创造的只有6.5美元,其余涉及许多其他国家。人民币贬值,很可能引发这些国家竞相贬值。
争取美国商界、学界的支持理应继续,但只要美国国内种种难题依然未解,外部树敌依然会是深得官民“人心”的立场。
美国已在绸缪新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上周回到华盛顿后,便与日方代表展开高级别磋商,着眼达成一份有限的贸易协定,为更多美国农产品出口日本铺路,同时放弃对日本汽车征收关税。
几乎与此同时,哥伦比亚总统杜克从南美来到中国,绸缪两国建交40年后的进一步合作。在南亚,印尼总统佐科不久前再度胜选、即将开启第二个任期,接近总统府的一位人士告诉我,印尼方面有意强化中印合作。
待到夏去秋来,欧盟国家很可能也将面临税率高达25%的美国汽车关税。欧盟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但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只有对美的一半出头。
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硝烟刚刚散去,法国前财长德斯坦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过度特权”一词就被翻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肯格林以一本同名著作,直指美国政府只需花几美分印出百元美钞,他国却要为此付出100美元商品之荒诞。中国对外投资高度集中于美债,给中国带来难题,也让美国陷于赤字增长不得自拔。
改变已在悄然、缓慢地发生。在中美贸易额上半年下降9%的同时,中国与欧盟、东盟、日本贸易额均保持增长。其中中欧贸易增幅最大,达11.2%。
在美国大选前存在一个时间窗口。关税战玩过火,纵使是美联储或也无力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越临近大选,强硬就越有可能让经济成为特朗普在选战中的“包袱”。
到明年冬天,若为与他国的贸易投资打下坚实基础,或许并不只有美方拥有“强硬”的资本。中国消费者的崛起和生产者随之升级,对中国的竞争力、对外关系,乃至全球经济都将是好消息。
回首二战以来的70余年,美国变得更像多数国家、不再“特殊”,关税战可以被视作世界经济一场迟来调整必经的阵痛。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贸易、投资活动的再平衡、分散化,可以成为全球为远离经济失衡、周期性爆发危机,迈出的“长征第一步”。
至于中美之间,从“敌人”做回伙伴,两国的人们需要付出更深入、更耐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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