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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特朗普被推到舞台中央的时代,丘吉尔于二战后提出、已维持了逾半个世纪的英美“特殊关系”,也在经受考验。
 
英国驻美大使的密电在本周意外泄露,终令大使辞职,整个英国公务员体系忧心,未来还能否保持独立中立。
 
面对中国的崛起,英国本已不易的调适需要面对美国怎样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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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一位名叫朱迪•谢尔顿(Judy Shelton)的女博士获得了在胡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的机会。苏联经济是她选择的研究方向。之后三年,她得出结论,苏联经济将要破产。
 
那几年,她也目睹了撒切尔和里根的“壮丽携手”,他们“赢得了冷战,改变了世界“。今天已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代表美国的谢尔顿6月上旬在伦敦这样回忆。
 
她跻身政坛,缘于2016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投名状”让她进入特朗普竞选团对,成为特朗普经济顾问。
 
上周三,以对美联储政策严词批判著称的她,获特朗普提名进入美联储的七人董事会。
 
回到6月初,在对英国为期三天、并不一帆风顺的国事访问行将结束之际,登上空军一号,特朗普想起留给英国人一个纸条,“想得大一点!”
 
“这也是美国人给英国的信息,英国人需要做出大抉择。”特朗普上任伊始任命的美国驻英大使Woody Johnson在6月底一场纪念撒切尔入主唐宁街40周年的会上这样表示,“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懈怠了,今天,威胁重来:俄罗斯、伊朗、中国。”“如果让不可信任的国家进入我们国家的核心,就像邀请不受欢迎的人参加婚礼,得雇三个人全程看着他。”
 
大使所说的抉择,包括在退欧之际,英国是否尽快寻求与美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也包括对华方略。
 
“(英国)财相哈蒙德与中国副总理并肩在伦交所启动沪伦通,让我深受触动。“谢尔顿在随后与英国政商领袖的小组讨论中直言,“我们想看到英国希望与美国达成更紧密联系的姿态。”
 
与梅首相刚上台时的情形不同,临近本届政府任期末段,中英两国在6月的经济财金对话上达成的合作超出预期。这并非近年英国首次对中国展现出积极姿态。
 
2016年,中国发起亚投行,卡梅伦政府在财相奥斯本推动下率先承诺加入,引得奥巴马政府官员严词批评。不过,奥斯本筹划的中英“黄金时代”,在退欧公投落定、唐宁街易主后不幸夭折。
 
到了今年5月,英国政府在英国非核心电信网络使用华为的决定,令美国国务卿在撒切尔发起成立的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PS)做年度演讲时对伦敦严词批评。短短一个月后,同样是CPS举办、着眼纪念撒切尔-里根遗产的年会,又演变为英美政商领袖的同台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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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伦通开启当天,英国财政部经济事务秘书兼金融服务大臣John Glen就站在财相哈蒙德身边。
 
“英国确实在深化和中国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也在深化与纽约、新加坡等地的合作。”Glen这样回应谢尔顿。在他看来,退欧后的海外合作对象,不应是“这个或那个”的几选一。如果与美国签贸易协定要求排他性将与美国联系置于最先,并不符合英国利益。
 
在退欧后寻求强化多方关系,如此做法并不出格。但在谢尔顿眼中,美国在下更大的一盘棋。
 
“我只代表我自己说这番话。“她口吻诚挚,“美国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不只事关经贸合作,而是涉及整体的与中国关系。我们感到,尽管我们的做法对于自由贸易不是很健康,其他国家对此也多有指摘, 但是真的需要现在这样一个时刻,来挑战中国。”
 
列举了知识产权、一带一路债务控制等“罪状”,她接着道,这对美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冲击,“但我们的考量是,最终我们能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挑战”中国,关税是美国迄今用到的最主要手段。如今,关税威胁已扩展至墨西哥、越南、欧盟等国。
 
英国的商界领袖对此并不买账。阿斯顿•马丁是英国迄今唯一一家汽车均在英国国内生产的汽车制造商。
 
“我们想要先能够开展贸易,再谈政治。”近年已是英国产业界领袖的阿斯顿•马丁CEO帕尔默(Andy Palmer)这样回应谢尔顿。
 
目前,阿斯顿•马丁汽车96%的零部件来自英国或欧盟。从供应商处运来的一辆车上万个零部件,必须在短短30分钟的装配期内,来到装配线上。这被他援引为为何如此重视减小贸易面临阻力的原因。
 
现居伦敦的谢尔顿一家也是阿斯顿•马丁的客户。帕尔默对她道,“对你的家庭来说,买阿斯顿•马丁是买英国制造的情感消费,但我们是家全球公司,用全球最好的供应商的货。”
 
“你的车有64%的零部件来自欧盟,这很遗憾,因为其中不少本可来自美国。硅谷等地有全球最好的硬件和技术供应商,我们也希望与美国供应商分享收益,但美国有税率为2.5%的零部件进口税。而今天汽车的利润很薄。
 
换句话说,关税的讨论不只是关于整车,也牵涉零部件贸易。“请允许自由贸易发生。”
 
他的“请愿”,让伦敦市政厅大堂内的数百位嘉宾以掌声回应。他机敏地补充,“这些都是我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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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来的做法令其处境微妙。更极端的做法取得了前几届政府没有达成的效果,也获得国内不少支持;但在海外,倾向于从双边角度看待问题,也受到各国批评。
 
谢尔顿继续捍卫总统,美国在以“别扭的方式提出一些问题”,人们认为特朗普试图毁掉基于秩序的全球体系,“我认为他在说,‘如果以为我们有公平的竞争环境,那就是在愚弄自己。’”
 
但任何贸易协定都是“多方围棋游戏”。Glen还是回应,英美双边协定不可能 不考虑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
 
“我不希望选边站——要不和美国贸易,要不和中国贸易。帕尔默道。如果离开欧盟,又不能和所有经济体更自由地贸易,这是两个世界最差的一种“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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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历过冷战的一代美国人来说,大国竞争是藏在她们脑海深处的回忆。
 
如今记忆再度浮现,多年的盟友英国会有多大腾挪空间?退欧工程又耗时耗力,英国人能投入多少智识和政治资本,在中美间维持平衡?
 
但英国退欧、中美冲突同时上演,恰恰给了英国一个机会。去年成为英国最老牌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主席的奥尼尔(Jim O’Neil)对我说,即做明智、也坦诚的中国“经纪人”。他将之称作“聪明的符合(英国)自身利益的选项”。
 
作为早早看到中国崛起的“金砖四国”一词提出者,奥尼尔对中国的亲近感不言而喻。
 
在英国,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黄金时代”的幕后设计师、前财相奥斯本有这样的逻辑,过去数年来,中国在国际体系机构中有更大话语权等一些诉求是合理的,美国等国加以阻碍,引致中国 “自立门户”,设立亚投行。
 
西方更好的做法,是找到方法引导中国的崛起,让中国理解,对他们最不好的是全球失序、亚太爆发冲突;而不是看到修昔底德陷阱,就草草加入美国的计划。
 
不过,退欧中的英国,还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吗?历史学家弗格森提醒他的牛津学友,如此全球化英国的角色,在奥斯本担任财相之时,或许还有希望通过欧盟实现。
 
但英国仍然可以在形塑西方对中国的回应方面扮演角色,奥斯本道,至少给在华盛顿的人的假定提供些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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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不少英国人对与中国走近的可行性不那么乐观。
 
哪怕是对今日美国抱有巨大怀疑,如《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沃尔夫(Martin Wolf),也将此视作一个“高风险的机会”。先后执掌《经济学人》和彭博这英美两大媒体的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则认为,风险看起来比机会还大一点。
 
英国很难做一些让美国真真感到很不安的事。沃尔夫对我说,但是在边际上有一些灵活度。
 
对多数英国人来说,更大的困难在于,对中国一方也仍有怀疑。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意见占据主流;那么在非经济领域,中国不时出现的一些新发展,仍会触动英国人的敏感神经。
 
即将走完任期的梅政府以及上届卡梅伦政府,均在任期将要结束之际,选择加深与中国的联系。下一届政府即将出炉,是否会重走这样一个循环?
 
“鲍里斯(注:约翰逊名)曾经很喜欢我,因为我总说,伦敦的国际地位无与伦比。“在高盛期间提出“金砖四国”一词的奥尼尔如此抚今追昔。
 
作为当年的伦敦市长,约翰逊曾是开放和全球化的忠实拥趸。但在押注退欧、三年浮沉后,与特朗普私交不错的他拒绝对身陷囹圄的英国大使表达公开支持,令大使决意辞职。
 
在执拗的“老朋友”、仍在成长的“新朋友”,以及正在“分家”的旧友之间,面对全球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可能祭出的“萝卜”与“大棒”,英国人在新政府的带领下会作出怎样的抉择?
 
有一点是肯定的,英国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开放型经济体,必须适应世界变化的形势。奥尼尔对前路依然显得乐观,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有点浪漫,但是不应主导英国的决定。“不然,我们就成了美国的第51个州了。”
 
“财新·牛津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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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为

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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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变革中保持一颗平常心 (liweiwang@cai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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