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实与虚-昨日与今日-财新网

　　摘要：近日被大肆宣扬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可以做，但不应该说。丝路基金相对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很可能在中国的这一战略中更为核心，但后两者的设立对中国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努力。

　　近日来，中国方面力主的“走出去”努力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赋名中达到高潮。在此分享一些观察和猜测。

　　这个事可以做，但不应该（这么）说，一位中国官员私下这样说道。

　　前有金砖银行(NDB)和亚投行(AIIB)在中国力主之下相继宣布成立；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一连串的举措不免让人联想美国在二战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但是各大券商及媒体对于这一概念的大肆渲染，很可能是给北京方面帮了倒忙。这一战略对中国来说有诸多好处，拉起大旗行事、引致美国的反感和应对，只恐平添阻力。

　　与多位外国人政商学届人士交流，他们都表示，中国的这一战略目标显而易见，从中国角度来说也不乏道理，但是着实不喜欢这个名字。

　　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之时，欧洲刚走出二战阴霾，百废待兴，亟需资金等方面的援助恢复元气。美国在当时也没有国力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强国（existing power）在侧；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emerging power），多少受美国为首的现有国际秩序抵触。

　　中国这一战略的目的包括：为巨额外汇储备找到更好出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输出过剩产能、设备和技术，以及通过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带动国内—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优化外储使用方面，以外储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丝路基金很可能与两个多边银行（以及以往的政府性质双边基金）不同，采取上不封顶、可不断增资的形式，之后可视情况调整总体规模。

　　相较其他机制，中国单方面操作可以更为灵活，利于渐进式地吸收庞大的外储，改善其收益。目前，很大一部分（超过1万亿美元）外储只能获得美国国债2%-3%的收益率，且还需面临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基建投资这一方式是对这部分外储的极好入替，这反过来也意味着这笔外储用于基建走出去的机会成本极低。

　　在输出过剩产能（生产能力）、设备（如铁路列车）及技术（如高铁技术）的过程中，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可谋之事。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与中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周边国家及企业到上海（或离岸人民币中心）发行人民币债券，用募集到的人民币来支付从中国购买的设备、给中国企业的工程款项等。

　　基础设施（铁路、公路、通讯网络）的互联互通，还有利于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深化经贸往来。对于中国仍待完成的“西部大开发”，此举尤有助益。过去的“西部大开发”更多基于政治考量，更像东部对西部的援助，经由东部沿海（港口）联通海外的做法，经济效率也较低。

　　在基础设施联通后，中国西部可以和与中国陆路接壤的周边地区形成以类似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共同发展，海上运输也会被更便捷、直接的陆路连接替代。

　　障碍与应对

　　这一战略对中国乃至周边国家的好处多多，但是否会碰到什么问题？

　　对于中国在海外建设基础设施，通常有两个层面的担心。一是西方各国以中国的惯有环境、拆迁、劳工等做法不利于周边国家为理由，进行阻挠。二是，一旦中国得以在周边国家推进项目，中国的执行主体（建工企业等）会把在国内惯用的上述做法带出去，引致当地一些群体乃至民众的第一时间的反弹，或是各类问题在日后显现（如今年中国在缅甸一水利工程的被迫停工）。

　　不过，这两类问题并非无法克服。习主席曾在去年特意召集一带一路国家的元首来华与会，并在此次APEC前夕，召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提前一天到北京先行商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高层对这一战略的重视和决心可见一斑。

　　有此决心，加之这一战略对中国的巨大益处，北京方面完全可以主动放弃一些成本考量，由上至下地提高操作及施工标准（对外做出承诺，并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让操作部门和企业贯彻）。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堵住西方国家的嘴，另一方面也会减少未来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问题、纠纷的可能。

　　诚然即便有了上层指示，企业仍然可能因为过往惯性和经验不足等原因造成一些问题，但只要严厉问责，完全可以控制在个案，并被当成逐步改进的过程来解释，来回应西方国家的发难和阻挠。

　　而一旦中国能做到这些，审慎地与周边国家自身达成一致（必要之时适当让利以求推进），美国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事务也无权过多阻挠。

　　掩护与攻坚

　　以这样的战略推进，丝路基金很可能会比多边的NDB和AIIB更易于操作。

　　前者由于中国自己主导，较容易快速推进，并在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修正、完善；而多边机制由于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和治理权平衡考量，无论是起初采取的架构、做法，还是之后持续、必要的调整，都会受到挚肘。

　　NDB正如《金融时报》政治评论员拉赫曼所说，由于五个国家情况迥异，中印、中俄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地缘政治对立，恐怕各有各的算盘，统一决策会是个异常缓慢的过程。

　　而AIIB试图引入更多国家，尤其是韩国、澳大利亚等相对发达国家的努力，一方面是要表明该组织的多边性质，另一方面是为提高该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评级来降低其募资成本。但对于走出去资金的机会成本较低的，产能过剩亟待输出的中国来说，项目的快速、顺利推进，很可能要比资金成本更为重要。

　　澳大利亚总理近日表示，如果亚投行协议能够加入一些附加条款，澳大利亚愿意加入。这一方面是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该国迫于美国压力暂不加入找寻借口。

　　北京方面的想法可能是，如果澳大利亚要求加入的只是一些环保、劳工等方面的条款，中国可以考虑加入他们，从而吸引澳大利亚等国加入作实该机构的多边性质。但如果要求的是有可能稀释中国控制、潜在可能阻碍项目推进的治理架构方面的条款，中国可能并不会买账。

　　但是这两个多边机构是设立是对丝路基金的必要铺垫。作为一个过往记录不算太好，其他国家眼中挑战现有全球治理秩序的“崛起的力量”，中国做个姿态，在国际治理方面弄点印象分，还是必要、明智的一步棋。

　　和以往的诸多政府双边基金（如中非基金、中国-东盟基金）相比，丝路基金聚焦于其他国家亟需、中国又有输出能力的基础设施。更为明确的目标无疑会让这一机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NDB和AIIB之于中国可能会是能用则用，但不排除只是摆个门面，真正的战略推进还靠丝路基金（乃至之后设立的单边基金）。

　　这一战略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在这两天李克强总理与众多外国元首的双边会晤中，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唯独出现在了与缅甸总统和与巴基斯坦总理的会见中。这是否意味着，中巴和中缅这两条铁路线的建设，初步意向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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