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4日，贝克尔与世长辞。工作中闻此噩耗，万分吃惊。之前的几天，一直联系贝克尔无果，原来如此。

　　财新与贝克尔的交集算来已有数年。我自去年5月接手他的专栏编译工作以来，有幸与老先生通过邮件联系。整整一年，接触次数不算多，但脑海中还是有些回忆，拿出来分享，缅怀逝者。

　　贝克尔自2010年初为财新撰写《经济学家》专栏，到今年3月下旬最后一篇，已三年有余，数来正好50篇。

　　事实上，在《财经》时代，老先生便已与胡舒立团队同在。2010年之后，他继续为财新供稿，丝毫不计较一个新平台的不确定性。我的前任和同事们，一定与老先生有着还算愉快的互动。

　　贝克尔为我们写专栏事实上源起于他在2006年年底为我们撰写一篇“逝者”，纪念他的老师、同事兼挚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在文中写道：“虽然他的思想长存，但我却很难相信他已不在人世。我再也无法去征询他对我文章的意见。”

　　2013年9月，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巨擎——罗纳德·科斯辞世。北大姚洋教授撰文缅怀，沉痛的心情依稀还记得，或是因为其后一次又一次从我尊敬的经济学家口中（包括周其仁、张五常等）听闻他的巨大贡献。

　　记得一年前接手时初次与老先生接触，得知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经历，他以一个近似财新人的口吻欢迎我的加入。我受宠若惊，一查他的履历才知，他在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到回芝加哥大学执教之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1年。

　　直到一个月前，我还经常浏览他与他的同事理查德·波斯纳共同撰写的博客——出于工作需要、也出于个人兴趣。3月中旬，他的博客上帖出，“博客暂停一个月，一个月之后继续”。

　　过去半个月，我为专栏多次联系他，他一反往常地未有回复。今日听到他辞世的消息，终于恍然。

　　无从得悉老先生几个月来的身体状况，但以83岁高龄、直到辞世前一月有余，还坚持每周撰文，纵使病重仍有继续的打算，老先生的这股劲让人难以忘怀。

　　今天再次翻看他的博客，我注意到最后一篇的标题是The Embargo of Cuba: Time to Go。回想起来，他为学60多年提倡的很多东西他还未能看到，自己却要先行一步。是遗憾，也是对后人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