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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过的贝克尔

2014年5月4日,贝克尔与世长辞。工作中闻此噩耗,万分吃惊。之前的几天,一直联系贝克尔无果,原来如此。

财新与贝克尔的交集算来已有数年。我自去年5月接手他的专栏编译工作以来,有幸与老先生通过邮件联系。整整一年,接触次数不算多,但脑海中还是有些回忆,拿出来分享,缅怀逝者。

贝克尔自2010年初为财新撰写《经济学家》专栏,到今年3月下旬最后一篇,已三年有余,数来正好50篇。

事实上,在《财经》时代,老先生便已与胡舒立团队同在。2010年之后,他继续为财新供稿,丝毫不计较一个新平台的不确定性。我的前任和同事们,一定与老先生有着还算愉快的互动。

贝克尔为我们写专栏事实上源起于他在2006年年底为我们撰写一篇“逝者”,纪念他的老师、同事兼挚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在文中写道:“虽然他的思想长存,但我却很难相信他已不在人世。我再也无法去征询他对我文章的意见。”

2013年9月,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巨擎——罗纳德·科斯辞世。北大姚洋教授撰文缅怀,沉痛的心情依稀还记得,或是因为其后一次又一次从我尊敬的经济学家口中(包括周其仁、张五常等)听闻他的巨大贡献。

记得一年前接手时初次与老先生接触,得知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经历,他以一个近似财新人的口吻欢迎我的加入。我受宠若惊,一查他的履历才知,他在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到回芝加哥大学执教之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1年。

直到一个月前,我还经常浏览他与他的同事理查德·波斯纳共同撰写的博客——出于工作需要、也出于个人兴趣。3月中旬,他的博客上帖出,“博客暂停一个月,一个月之后继续”。

过去半个月,我为专栏多次联系他,他一反往常地未有回复。今日听到他辞世的消息,终于恍然。

无从得悉老先生几个月来的身体状况,但以83岁高龄、直到辞世前一月有余,还坚持每周撰文,纵使病重仍有继续的打算,老先生的这股劲让人难以忘怀。

今天再次翻看他的博客,我注意到最后一篇的标题是The Embargo of Cuba: Time to Go。回想起来,他为学60多年提倡的很多东西他还未能看到,自己却要先行一步。是遗憾,也是对后人的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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