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企大规模退出竞争性领域，都是那些置身事外的学者想想的”，“哪个地方的官员会那么傻，说我自己的孩子不做大做强?”一位颇有点见识的地方经济官员对于国企改革直言道。

想来也是，既然中国仍是一个以国家（state）为主体、官本位的国度，各级官员怎么会不为经济和升迁考量，真正做小国有部门？国家机器如果缺乏“安全感”，经济、财富控制无疑是最可靠手段；更不消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

熟谙政治的保罗·沃尔克在北京和朱民打了个赌，十年后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是否会显著减少。“他其实是做了一个政治判断”，一位有多年海外经济管理经验的体制内人士评价道。

事实上，只要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如此，即使如法国，拥有民主法制、市场经济，也只会是如一位（法国）评论家所说：The strategy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is then more to redefine state capitalism than to reduce its perimeter（法国政府的策略是重新定义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缩小国有部门的半径）。中国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法国的国企顽疾确实是改过来了。国企在战略性和竞争性行业广泛存在，但极具竞争力，还不扭曲资源配置。这得益于其“国企管理部门”能够管住自己的手，帮助国企完善治理结构，按律行事。但这样的改变，不但要求法治的保障，而且需要耐心。从上世纪70、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样的蜕变花了30多年。中国是否等得了那么久？

当下国企改革的两大思路：混合所有制和从管企业到管资本，恐怕都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最终还是有赖政府及国资管理部门的自律，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

先说混合所有制。“西方经验已经证明，少数股东（minority shareholder）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英国FSA前主席特纳这样表示。西方既如此，那么来到缺乏投资者保护、行政命令比天大的中国，混出个少数股又有多少实际意义。

中国公司法规定，重大决策需要2/3多数。中石化不久前开放下游销售板块至多30%的股份。设想一股独大的情况下，30%的股份分给1000、100个、哪怕是10个投资者，它们各自又有多少话语权来影响治理。

机构投资者或大型民企的入股或许会让情况不一样。但是大多数地方的国企出售和对民间资本开放的实践中，如广东某些地方“靓女先嫁”的实践和意愿极少。

既然抛出来的都是骨头，而非肉，在其他行业做得好好的民企龙头，为何要花巨资“啃骨头”？部门铁路线路运营权放开，却无民资问津，即是佐证之一。

再说管企业到管资本。该怎么定义，该如何落实？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个办法。但看目前态势，新设运营公司都将置于国资委之下。如此一来，倘若国资委不“完善自己”，改善其管治方式，是否只是徒增一层机构？

如果设在国资委之外呢？确实有可能形成更好的制衡，但放在哪个部委之下、归谁管呢？财政部下设一个，国资委下设一个。。。再往下派岂不是又让各部委在扮演裁判员的同时，又变身所有者？

国企改革最好的（打破利益格局的）方式，是让社保基金、外储基金、中投、国资委分别持股国企，从而形成多方制衡。

这里社保基金的角色尤其特殊。国企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倾向于留存利润，而社保基金由于其持续的支出需要则倾向于更高的当期分红。正因此，社保基金更有可能联合其他中小股东，在股东会和董事会层面对国有股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因此，社保基金不应只是未来国企利润上缴的去向，也可以是有效国企治理的积极参与方。

这样的资本管理架构下，国资委为战略投资者，外储基金和中投为财务投资者（持股海外、香港上市的国企），社保基金为“分红（/支出）投资者”；各个资本管理主体向不同的部委负责（国务院、央行、财政部等）。如此，各种力量才能在董事会、企业治理层面形成制衡。而不是通通向国资委汇报。

现成的资本管理者不用，舍近求远，另起炉灶。这样的改革实在令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