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王力为 > 牛津札记 | 英美名校捐招模式迥异 谁更公平?

牛津札记 | 英美名校捐招模式迥异 谁更公平?

走在牛津这座学术小镇街上,你会感到仿佛与世隔绝。但生活在这里,同样会有人世间的种种纠结。

与一位担任牛津某学院院长十多年的教授交谈,聊到几年前访过的上任校长,2016年转去纽约大学做校长。这位教授言及,曾有颇有门路的学生家长找来想谈子女入学,在那位校长处吃了“闭门羹”;但到了美国,“很可能是另一种答案。”

这背后折射的,是英美名校截然不同的筹资、招生模式。

抛开近来公之于世的作假行贿案例,令不少人同样反感的,是美国大学普遍存在的捐赠与就学挂钩实践。与此不无关系,美国名校的校友也有更强的向母校慷慨捐赠的文化。

差异背后原因在于,英国大学多为政府出资支持。而在美国,获纳税人资金支持的主要是公立的州立大学,不少学校,尤其是顶级的常春藤院校均为私立,政府甚少提供经费。

申请美国名校,作为校友的孩子,会像运动特长生或音乐家一样,在录取上得到加分。“有优异成绩、极好履历的学生太多了,挑谁呢?”一位担任全美排名十名上下的一所大学校董的女士对我说,家境贫寒但克服了障碍,或是运动员、音乐家等特殊人才,也包括有关系、能带来捐款的学生,都是大学招生办喜欢的。

在她担任校董的这家大学,整体录取率不到10%,校友子女这个子群体的录取率达到近20%。

英国名校则极为避讳这一点。这位曾担任美国一家文理学院院长的女士不久前来到牛津、接掌一个学院。她告诉我,在这里,募资比在美国相对更困难,“因为我们很明确,你的孩子不会在招生中获得照顾。”

这并不意味着无人对英国顶级学府慷慨解囊。恰恰相反,我访学所在的牛津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就是出生于前苏联的英国首富里奥纳德·布拉瓦尼克爵士出资创立、命名。1996年创立的牛津塞德商学院,也是以捐赠者姓氏命名。4月底,牛津又获得了这位冠名创始人一笔1500万英镑的捐赠,为商学院的高管教育提供教学和住宿场所。

冠名一栋楼、一个中心等等的捐赠就更是不计其数,但也只反映在冠名上。

英美模式各有弊端

谈及如何缓解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很多显要人物往往都会谈及教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育体系在当前的不平等中事实上扮演了不小的角色。富裕校友的孩子有更大机会进入顶级学府,令富人子女保持较高竞争力,限制了社会纵向流动。

这也加剧了大学之间的不平等。校友感念母校对自己一生的塑造、校友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持续帮助,再加上或多或少的子女就学考量,往往会给这些顶级私立大学越来越多的捐赠。

公立学校等其他非顶级学校获得的捐助相形见绌。再加上过去数十年美国政府在教育领域的资金投入不断减少,这些学校的可用资源远不及顶级学校,与后者的差距不断拉大。

然而,英国名校的模式也有代价。

最直观的反映是在校产基金规模上。最为人所知的耶鲁和哈佛的校产基金,规模分别达到290亿美元和380亿美元。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校产基金的规模也分别达到约260亿美元。

剑桥大学——包括大学和各学院的在内——捐赠基金规模尽管超过欧洲多数大学,但也只有120亿英镑(约150亿美元)。牛津的基金规模则还低于剑桥的规模。

在英国退欧的背景下,情况更加令人担心。牛津30%的资金来自欧盟拨款,再考虑来自欧洲大陆的优秀学生、教员,以及英欧研究者的合作研究,“我很担心退欧落地后,比如10年后,牛津是否还能保持全球第一。”亦是以冠名创始人命名的牛津马丁学院的创院院长戈丁教授对我直言。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HE)的世界大学排名中,牛津已连续三年排名榜首。在另两个最主要的全球大学排名——US News和QS中,牛津在2019年版中均排在第五,居于哈佛等四所美国大学之后。

 

英美模式 谁更公平?

     对美国名校的捐助、招生模式,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极为不公。但是,在一些局内人看来,其模式在道德上是可捍卫的。

美国大学通常会将捐款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向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这已成为美国名校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美国不少名校采取不考虑需求(need-blind)的招生政策,即录取与否只看学生优秀程度,不看学生家庭能否负担就学费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要被录取,学业和生活费几乎全部由学校负担。

在牛津和剑桥,奖学金就没有那么普遍、慷慨。贫困学生的比例也相对较低。

英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化走得更早。近年,美国大学变得更受欢迎。一些常春藤院校常被吐槽,一些专业,乃至硕士项目整体“太水”。有意思的是,被抨击学校的本科生录取率近年都是常春藤院校最低之一,属“最难进的两三所”之列。本质上,这些大学是用硕士或部分项目的学费,来补贴本科等其他教育环节,保证后者的高质量,以及慷慨的奖学金。

当我提及这一现象,前文提到的由美国转战牛津的女士评论道,这是个有趣且带点煽动性的看法,即看起来腐化的体系,事实上有可能给整个体系注入一些公平元素。

她告诉我,考虑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一些美国大学致力于在3年内,将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占比从10%提高到超过30%,以求让这些学校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反观英国,在牛津和剑桥,几乎一半的入学名额流向私立学校(高中),而全英上私校的孩子只占7%。以至于可以说,想让孩子进牛津剑桥,更好的办法不是向这两所大学捐钱,而是让孩子进入顶级私立学校。

精英私校的毕业生受牛剑青睐,部分原因在于牛津剑桥的评估、选取学生方式,多样化发展是招生官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私校的教育方式更对这一模式胃口,学生也更了解如何申请。

“英国北部一些极优秀的孩子根本都不申请牛津,”与我有不少接触的一位政府学院教员谈及,“因为在自己的中学里,没人上过牛剑。”

近年,牛津也在努力找到更多好学生、实现更好的地域平衡。一些学院在有针对性地找某个地域的学生。这位教员的女儿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帮助外地的学生了解牛津、愿意申请牛津、能申上牛津。

 

禁止与家长谈捐赠 管用吗?

尽管科技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是教育对个人竞争力的作用近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进入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或是顶级私立中学,好处并非只在学位和关系。教授的潜移默化、同学的同侪压力,都会促使学生开阔视野,拓展深入或广泛的兴趣。在名校,学生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前来演讲、访学、做研究的校外专家。

多样化发展,或是在一个领域做到前沿,这两方面都为大学招生和公司招聘看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入学美国名校的需求和“价码”都在水涨船高,有的名校在10年内涨了近10倍。

如果这样的实践如果过于普遍,名校学生的质量会不会显著变差?在校的学生能接受吗?对这两个问题的求索,获得了令人稍感意外的答案。

美国名校通常会给一些特殊学生,比如校友、政要的孩子,留出几个百分点的录取配额,名额不会太多。学生质量往往不会太差,通常是稍稍降低录取标准。

若有申请学生因此被挤掉,无疑不公。但对其他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大机会获得一些相关领域的接触和资源,比如读政治、公共政策的学生可聆听、受益于政界校友前来演讲,或是与政要孩子的长期接触;读商科的学生能与从商家庭的孩子持续接触,当然也包括更多校友提供的实习等机会。

源于美国史上“平权政策”的历史,美国大学极为重视学生在种族、经济地位等各方面的“多样性”——构成是否平衡。与非洲裔、拉美裔学生类似,这些“特殊学生”总体上增加了整个学校的学生多样性。

这让人联想到在牛津的两门课上都听到的一个主题。就像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打击腐败,一些问题的存在绝非孤立案例,而是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有社会和体制土壤。解决问题,绝非抓一批行贿、作假者那么简单。

那位从美国来到牛津的女士还告诉我,在她担任校董的那所大学有明文规定,不得与有孩子在念高中的潜在捐赠者谈捐赠,“那如果潜在捐赠者的孩子在念初中呢?”

与富人作交换,资助穷人,还是应该像英国名校那样坚持“不作恶”,承担些代价?

这类近乎哲学式的问题,在一国教育出资模式、社会贫富鸿沟等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只有权衡,难有答案。

推荐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