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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札记 | 在课堂里 学那些还没答案的

英国退欧、5G用华为……让人左右为难的议题越来越多。走出舒适区、理解他人,有助于解局,更是强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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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象牙塔,是学已有的知识,还是那些还未有定数的?

师者传授的又能是什么?

在全球范围内,大师课、经典课程都广受欢迎。跟随同事黄山的脚步,近来到牛津大学访学的经历,给人以新的视角。

得益于牛津、剑桥独有的导师制,访学期间我的一项任务是与牛津的近十位教授分别作一对一谈话。开学第一周,约上的是牛津政府学院(BSG)硕士项目的负责人、曾在哈佛商学院任教10年的Karthik Ramanna 教授。

我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见面。“最近忙什么?”刚落座我不经意问道。“在研究网络安全问题,我们开了一门与此相关的课。”

这门题为《政策挑战》的政策模拟课,是牛津政府学院硕士项目最重要的一门课。三个可选议题之一,与各国政府在华为问题上面临的“左右不是”密切相关。

对许多国家来说,发展5G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是在华为之外,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成规模、相对低成本地提供一国5G网络所需的全套设备。爱立信、高通等欧美老牌厂商也不例外。

      拿波兰来说,美国政府已威胁若该国选用华为设备,美军可能不会继续在波兰驻扎。面对近邻俄罗斯的虎视眈眈,美国的态度波兰政府不得不考虑。

在印度,其与中国存在的领土纷争,加剧了选用华为的潜在网络安全担忧。

在英国,最近意外泄露的初步方案为,5G核心网络不用华为设备,外围网络可用华为。但这一做法依然存在数个问号,一是是否高效、低成本,二是技术上是否可行——因牵涉各提供商采用的不同技术标准,三是在政治上,这一办法依然遭到近日到访伦敦的美国国务卿严词抨击。

简言之,没法不搞5G,又很难完全不用华为设备,但要用华为设备也面临重重掣肘。如此棘手局面,令多国政府希望获得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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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现实世界高度相关,但网络完全并非Ramanna教授的研究领域。牛剑的导师谈话要求学生事先做足功课,我阅尽网上相关资料,他的专长主要在会计规则和资本主义前路领域。

 “不是最了解的领域,能给学生提供多少帮助?”我直陈心中疑惑。通常不都是教自己擅长的领域?

      “那不就是教那些乏味的东西?可以教点不是最熟的。”他狡黠一笑。“我们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授课方式,希望利用学生们的群体智慧。”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他开创的教授方式日后被人们称为“苏格拉底(反诘)法,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借助发问、驳难等手段激发学生思考。教师在他眼中不只是知识的搬运工,还是“知识的产婆”。

今天,让各方左右为难的议题远不止华为问题。Ramanna教授的方法在记取式教学、苏格拉底式老师引导学生这两类方法基础上更进一步,着眼师生间相互激发。

牛津政府学院这一届的百余位学生确也卧虎藏龙,其中就有巴拉圭史上最年轻的内阁成员。这位女士曾动员起1.5万名年轻人紧急修建了4000栋住房,在31岁便被任命为巴拉圭住房部部长,2018年刚刚干完4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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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的导师制起源于 14 世纪,也发源于此,数百年的沿革带来很强的辩论传统。导师制下,本科生们每周都要就一个话题交一篇小论文,导师在与学生一对一或一对二的谈话中,挑战学生们的所言所思,学生们则要尽己所能“答辩”。

对学生来说,这一教授方式既让人发怵,又是绝好的锻炼。毕竟,很少有17、18岁的青年有机会与道金斯、霍金这样的泰斗“一辩高下”。通过潜移默化,导师给学生留下一个探求真理的工具箱——怎样分解问题、表达观点、深究为何、倾听他人。一位曾在加拿大高校任教多年的教授坦言,给学生做导师谈话,对她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课堂之外,牛津最有权力的学生组织就属牛津大学辩论社(Oxford Union)。创立于1823年的该社团每周都会就热点议题展开辩论。一晚的辩论,既有请来的校内外专家充当正反方一二三辩,辩论社楼内墙上就能发现丘吉尔、爱因斯坦等人的身影;也会给临时起意的学生上台陈述的机会,学生的现场发挥扭转辩论胜败的例子并不罕见。

最近的一场辩论,辩题与言论自由有关。看似并无新意,其背景是辩论社去年底邀班农前来演讲,深陷争议。大学是该无例外地给言论自由提供平台,还是应对一些立场有所限制?这一辩题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题。

Ramanna教授曾于去年参与一场关于金融危机十年后改革进展的辩论。他直陈危机各相关方顽疾的辩词赢得满堂彩,但他对我坦言,他给出的一系列观点、论据,并非所有他都全心支持。在牛津辩论的一大难点在于,代表正方还是反方,常常是组织者指定。一旦接受“战书”,需要在极短时间内组织、强化自己的论据。

如此英式的辩论“游戏”,我并不陌生。但对“抓阄”式辩论价值几何,我一直一知半解。

“我写书、写论文时,‘出发点’往往也是假设要说的所有东西都是错的,然后找到最有力的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Ramanna教授坦言,“不然,你的观点可能不会那么强健、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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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牛津已有近千年历史,但政府学院创立还不到十年。不少骨干教授从哈佛肯尼迪学院和哈佛商学院转战而来,抱有很强的探索、开拓意识。

我选修的两门课,上完第一堂课便感受到极强的“反叛精神”。一门题为《公共政策的新经济学》,由曾在麦肯锡任职18年的Eric Beinhocker教授开设。

在他的新经济学框架下,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 “贸易总是提高国民福利的”等一长串极有影响力的观点,都是错的。引得一位已在公共部门干了多年的学生发问,“那你的新经济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旧经济学面临的难题?”

      题为《强化国家能力》的另一门课,由前世行官员、与哈佛前校长萨默斯多有合作的Lant Prichett教授教授。基于他在印度等国的经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类“成功的失败”策略:一个公务员或部委没能完成本该完成的公共目标(比如只有考试通过的驾驶员才发驾照),但却成功地通过收受贿赂擅发驾照,完成了为整个金钱政治体系输送“弹药”的实际“职责”。

我还旁听了一门题为《欧洲危机中?》的课,讲者曾担任英国前首相布朗的外交政策资深顾问。在谈到欧洲福利体系困局背后的人口危机时,他突然看着我问,中国的人口前景为什么如此不乐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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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Ramanna教授邀请,我旁听了前述政策模拟课的介绍。100多位学生会被分为三组,分别扮演网络安全等三大议题下的各个角色,包括美国中情局局长、英国首相、中国政府等等。

课程前半段,学生研究议题、向校外请来的专家请教;在随后的角色扮演、评估阶段,每个学生会被安排扮演一个角色,通过与扮演其他角色的同学之间的合纵连横,模拟决策,努力拿下自己扮演方的政策目标。

在去年的这门课中,议题之一是烫手的英国退欧。扮演英国脱欧派领军人物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那位学生几乎堵住了扮演“梅政府”的几位学生想出的所有退欧方案。

不过,由于角色太过“复杂”、由三位学生扮演的首相梅,在最后时刻戏剧化地解雇了外交大臣约翰逊,最终拿下了退欧战役,“英国政府到今天都还没成功。” Ramanna教授在回顾之余不忘开个玩笑。

“如果因为自己的政见,不希望扮演某个角色,可以吗?”一位学生问了一个颇为现实的问题。这也是我的疑惑,若不真心支持,如何全情投入?

Ramanna教授断然拒绝,“这门课的一大目的就是将你推出舒适区。”持有非自己或祖国的立场,有助于学生更多理解他人难处、他国视角。去年扮演法拉奇的那位学生就来自欧盟国家,这有助于他理解英国一部分人的视角。

      与全球多数大学不同,牛津的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在刚刚过去的春假期间,政府学院对一家比其规模更大的美国公共政策学院进行了调研,后者逾2000位校友给出的看法是,在公共政策领域最重要的两个能力,其中一个便是与他人有效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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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第一周过得很快,周六恰逢五四青年节。中国学生的社团——牛津学联——在当天举办了一场“五四运动100周年暨创新创业论坛”。印度裔的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Rana Mitter受邀演讲。

纪念“五四”最好的方式,在他看来并非如百年前的青年那般拒绝传统文化,而是在飞速变化的今天对其进行调适。孔子的雕塑近年重新见于中国各地,其代表的并非全是等级,也是关于终身学习,“修身”,直至成为“君子”。

Mitter教授是同样求学、发迹于牛津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告诉我在牛津必见之人。但一千多年来,儒家在统治阶层的宣传下,代表的似乎更多是中庸、纲常、贵贱有序?

“宋朝朱熹等人的儒家学派确实很强调等级,”Mitter教授如此回应,但统治阶层没强调的,包括细致的发问、思考。孔子曾拜一个知自己所不知的7岁孩子为师;与弟子的问与答,很多也极具挑战性。

“这很英国?”我脱口而出。“也是很苏格拉底、希腊式的,”他提醒,“在中国文化中也能找到。

在象牙塔里,所学并不一定要指引现实。但理解他人与世界,也是收获更好自己的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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