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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吗?

文 | 王力为

“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却未曾想过改变自己。” -- 列夫·托尔斯泰

2018年,中国人聚在一起,“房间里的大象”几乎总是贸易战。本周的中美副部级经贸磋商临时延长,释放的积极信号让人对贸易停战的前景多了几分期待。但无论50天后结果如何,它对中国经济、政策走势的影响是否已铸下?美国金融市场所受冲击为何最近才开始显现?背后的原因或许值得反思。

 “贸易战对我们经济的实际影响还没太体现、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就被放大了” ,影响到预期、影响到股债汇市。国经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12月的这一表示代表了不少密切跟踪贸易战人士的看法。“我对忧的忧,是把忧放大了。”

上周日(11月6日),长江商学院举办的一场对话活动“意外”成为贸易战“专场”。在《灰犀牛》一书作者渥克(Michele Wucker)聚焦应对风险方法论的演讲后,主持人和现场观众提出的约十个问题,始终绕不开贸易战和特朗普,只有两个与此无关。

惭愧的是,我的最后一问也为此做了贡献:贸易战真的是对中国前路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吗?

无独有偶,距此不到48小时前,在经济学者何帆的新书《变量》分享会上,尽管在问答环节回应中美博弈时他坦言,这并非“我们真正的问题”,但是在演讲开场,他还是以贸易战和对特朗普的特点分析切入。若论短时间内抓住中国人注意力的能力,没有哪件事能胜过贸易战。

“在幕后,中国领导人们正得出一个严峻的结论∶贸易争端正阻碍经济增长。”《华尔街日报》周一(11月7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政府的顾问之一表示,情况会变得多坏、应以多大力度刺激经济,都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多快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 ”

几乎很少有人不把贸易战列入2019年宏观忧心之事的头两位。短期内,它确实可谓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全民操心贸易战,是不是捍卫我们的家国命运之上策?

 “重要的是知道,贸易战和贸易休战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已心系中国三十余年的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在1月初一篇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他列出的最重要事情之一是,国家的整个体系在现实中如何运转——这对于这个国家未来地位的影响要远大于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

“在一头‘灰犀牛’的背后,往往有很多头‘灰犀牛’。”渥克女士在回应我时这样说,即使没有特朗普这个体型神似“灰犀牛”的政治家,也还会有别人。她更关注问题的根源——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存在的问题。

 “我们是有内伤的,所以打不起贸易战。”也参与了该场对话的长江商学院教授李海涛一言以蔽之。

或许恰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内伤深于美国,一些人会说,国内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贸易战这个“新事物”存在更大“可塑性”,或许待到3月初的90天谈判最后期限那天就能走远。我们能对这样的看法感到乐观吗?

 

贸易战真的会走远吗?

2018年在钓鱼国宾馆,一位资深中国女外交官宴请了两位外国嘉宾,一位是曾经担任过美国财长的萨默斯,另一位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这位资深的女外交官问萨默斯,中国应该做什么,中美才能回到原来合作的格局?萨默斯支支吾吾,环顾左右而言他。沃尔夫看不过去,说,“算了,别羞羞答答了,我来替你把话挑明吧。能够解决中美矛盾的惟一办法,是火星人入侵地球。”

       人类总是喜爱与外敌对抗的叙事。尽管有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技术在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中扮演的角色比对华贸易更大,但是有了“外敌”、而非难以对之撒气的技术,一些美国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应得”的保护,不平等等问题可以放在一边,或至少不归咎于同胞,团结到领导人的周围。

三周前,萨默斯曾对我做出判断,中美间的分歧不太可能在90天内得到充分解决。部分也是因为,在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有强烈的政治动力,让围绕中美的争论继续,从而展现特朗普是在代表美国选民对中国持续施压。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冲突只源于美国人的“执念”,它也与中美互动密切相关。

美国的不满大体存在于三个层面,除了最常谈及的市场准入开放(包括不甚在理的贸易赤字问题),还有对于中国在科技、乃至整体全球领导者地位上取代美国的担忧。此外,也有意识形态、国家发展及运作模式的一层。

对于中国领导人所说“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达利欧亦认为,不应期望中国会大幅改变其赖以取得巨大发展的最根本的运营方式。

《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傅高义在12月中旬来华时对我提到,美国人天性看重自由,这样的价值观也带来一个与上述最后一层多少相关的问题。从他的讲述中,可以听出美国人对近来三类自由受限的担忧——在中国国内、美国人在中国,以及美国人在美国。

中国在宏观上的改革和开放步伐加快,似乎也很难扭转中美力量消长的大势。萨默斯甚至判断,假设中国完全遵守所有现有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且经济开放程度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中最开放的一样高,中国的经济增速与目前水平的差距可能也不到1个百分点。

相应地,一些美国公司或许可以因此在华获得更多利润,一些美国制造业岗位可能确因中国的竞争而消失,但“不公平”的中国经贸实践对美国经济增速的抑制恐怕连0.1个百分点都不到。

如果说这一层的担忧夹杂着美国人在长期独占鳌头后,对中国崛起、超越的情感不适,那么第三层并不仅仅是美国人的“毛病”。欧洲大陆唯一一位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对我的袒露代表了不少欧洲人的看法。

欧洲并不那么担忧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毕竟,总有国家会走到前面。但是在市场互惠式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担忧之外,中国企业在欧洲大举收购,乃至中国人在欧洲(也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集中购房、购物中,也令欧洲人感受到巨大的事实和心理冲击。

贸易战之压,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不满,本质上折射出对于一个体量已很大、但仍受高度波动性侵扰的中国对外带来的影响。因此,期待贸易战因美国经济、市场不稳或国内纷争而奇迹般走远,这样的机会主义式思维并不可靠。

一个日益强大,且与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中国,确实就像一条巨龙、或一头醒狮,在让人发出惊叹的同时,也会让人产生惊恐。

贸易战冲击折射了什么?

进入2019年,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政策实打实的影响开始显现。货币政策在全面降准后被认为开始转向;财政政策被看作更大的救星;税制改革出现延期;促基建和消费政策已箭在弦上。放水的架势已然摆好。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这一轮刺激考虑的更多是信心和就业,增速和股指或已退居其次。稳就业压力的出现与信心亦不无关系,互联网等一些行业缩招的消息,在过去几年的非理性繁荣后实属正常,但是对其及“消费降级”的广泛渲染和传播,令普通人受到的心理冲击放大,影响到消费信心。金融监管或许还未实质性放松,但稳信心的政策口号不得不先大声喊出。

前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在中美副部级经贸磋商开始之际发出。不妨设想,若确如文章所述,刺激政策因贸易战推出、带来长期的问题,这是否恰是一些美国人更希望看到的?相比短期内中国增速高低、股市涨跌,两国长期的力量消长美国人恐怕更在心。令亲者痛,仇者快,或许是部分中国人的观感。

美国的金融市场近期开始显露一些不稳定迹象。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考虑国内形势现在更愿达成休战,那么若盘点贸易战至今给双方带来的影响,中国恐远大于美国。谈判场上,受影响更大的一方往往对达成协议更看重,议价力因而也更低。

面临当前困境,企业诚然很难抛开贸易战及受波及的货币、财税等政策,绸缪投资、运营活动,但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

一些问题性民企借贸易战冲击及政策转向,打着支持民企的大旗,通过递条子等手段逼迫银行给自己展期、放贷,力图扭转正常的违约和出清。一位长期跟踪金融部门的投行研究人士对我坦言,马云所言“90%倒下去的企业跟宏观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并非全无道理,此轮本该违约或出清的企业十有八九是他们“应得的”,因政策过紧而被误伤的有,但是少数。

这背后,是过去几年“机会大好”时机会主义式的快速融资、质押、扩张、收购。在就金融业等一些行业的对外开放征求意见时,也往往有行业内重要企业表示反对。

还有人渲染“一业兴、百业枯”,把企业的问题主要归咎于银行利润太高,甚至衍发中国央行买A股股票、以实质上的QE支撑股市和企业的讨论。缺少必要出清,最后的结局恐为泥沙俱下,便宜了劣币,苦了良币。一家基本面稳健的欧资企业在华中层就对我坦言,不理解为什么水放得那么大。

       2017年年尾,一位外媒驻华主编曾对我感叹,“我们(西方媒体人)这个集体,在特朗普总统身上浪费了多少时间!”

2018年,随着贸易战的开启,原本属于西方人的窘境,似乎成了中国人的劣势。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在12月发布一份与贸易战相关的研究成果前打趣道,“最近打车,发现出租车司机对贸易战比我还懂、还关心。”

中国人对特朗普的着迷,不经意间放大了贸易战在我们的心理空间中占据的位置,影响到人们对各类经济活动的信心。2018年,全网“吃瓜”事件出现的频率恐也为史上最高,在华为、联想等企业面临的涉外争议中,不少同胞的群情激昂与任正非等局内人的冷静审慎形成鲜明对比,多少也给政策或对外的言行回应带来无形的压力。

       美国70%的人不关心国际政治,关注中美贸易战的人更少。傅高义对我说,多数美国人比较“乡下人”(provincial),只关心做好自己的事。

倘若抛开股市,对一个典型中国人的生活工作,贸易战很难说有多么显著的影响。讨论特朗普固然是茶余饭后之乐事,与美国这样一个令中国人爱恨交织的头号大国的博弈也极易激起强烈情感,但若把股市涨跌、就业形势、消费信心都系于宏观、外部因素,极易形成凡事求人先于求己的惰性。

倘若没有贸易战,很难说清中国经济是否会来到当前局面。但它无疑折射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我们的话语、兴趣和行为太容易被一个群体性的东西所左右。个人对就业、消费、股市前景的担心放大,企业对投资、生产活动的调整步调高度一致,以及政府部门对一些政策的运动式执行,无不是此反映。

犹记2015年,在餐馆哪怕是在上菜间歇,服务员也会拿出手机看股票走势。今天对贸易战的关注,与当年醉心股市或许并无二致。贸易战之消解,是否因此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机会主义式思维下,极端的摇摆成了常态,理性的预期迟迟难觅。

如果说,针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代表了中国面对外部冲击的一次逼不得已的回应,那么此后10年中,中国已至少经历了三轮内生性的扩张收缩小周期。

我们总是这样一次次重新开始,然后一次次被迫放弃,一代代中国人的才华与热情,就这样被轻易地浪费了。

      

宏观困局 微观入手?

在编译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最近的一篇专栏时,他的两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就像在安逸的环境下,那些制造变化的人将是胜者;在乱世中,那些带来确定性的人会是赢家。

面对不确定的环境,多数人选择静观其变。但沈联涛认为,当下世界亟须重建信任,但这得从小事开始,只有像奶粉这样日常的生活品质量能被充分信任,中国制造才能真正获得认可。

今天,在社会决策的上层,牵涉的利益、存在的问题太过复杂,内外交织、盘根错节,让人很难看到从宏观,甚或中观上入手解局的希望。

激发企业,尤其是民企投资生产的活力,在不少人看来是当下关键。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在12月底的一次演讲中,将这最终聚焦到降低企业的社保养老缴费负担上。他提出降低缴费率,划转国资,同时辅以牵涉个人的合规缴费、延迟退休等手段。

       在上世纪80年代与美国的冲突后,日本的赶超趋势戛然而止,中国能否不重蹈覆辙?何帆在被问及此时回应,中国较之日本在贸易、科技战中的机会更大,因为有大市场,应用场景的纵深程度远超当年的日本。

他还出人意料地说道,日本不太会创新,因为日本人太守规矩了。排队的肯定是日本人,中国人绝不会排队。

不少从海外归国的人在回国之初,确实会对这样的现象感到不适。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成熟,中国人是否会慢慢改变?

何帆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这一疑问,而是再一次出人意料地表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性格恰好和当前技术创新的主题——混搭——相吻合。”混搭就是不守规矩,把已经存在的东西用别人没有想到的方式重新组合。不利用这个条件发挥创新的潜能,就浪费了。

       不过,在他的新书中,也能看到他发现的“另一种真相”。

从福建省泉州市驱车一小时,就来到了惠安县的聚龙小镇。在那里,邻居见面会亲热地打招呼。小区的信用良品店里没有服务员,也没有摄像头,大家自己拿菜、称重、付钱。如果没有带钱,就在小黑板上写上欠了多少钱和联系方式,下回补上。

北戴河海滨的阿亚那与聚龙小镇、杭州的万科良渚文化村、成都的麓湖生态城一道,被房地产界并称为全国“四大神盘”。阿亚那的业主在北京开车时会很暴躁,但回到阿亚那就不会抢道、鸣笛。

如此“桃花源式”的图景让人难以置信,但也折射出局部环境,延及思维的改变可能带来的潜力。从全国的视角看,它们具有多大代表性?或许这并不那么重要,毕竟从历史的后视镜中看,不少事物在发展初期,轨迹似乎都是一条水平线。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但也有人因为相信而看见。

2018年,我们经历了太多负面的社会现象,但何帆认为,越是在灰暗的背景下,重建社区的努力就显得越鲜亮。

改革无疑“正确”,但它不应是只有上层或别人操心,自己可以不受波及;很多时候,它有赖于每个人推一把,或是不妨碍其推出。房产税、延迟退休、合规缴纳社保等等事项,莫不如此。

对一些人来说,这些改革牵扯的利益太大,对小家无异于0或1的游戏,那么,或许可以在利益牵扯稍少、代价没那么大的事物上做尝试,改善社会小环境,为身边人制造生活中的“小确幸”。人和人的互动或许会迸发出意向不到的火花。

改革抑或社会的良性运作,都有赖于个人跨越周期的理性。或许一点点的改变、放手,就能给上一级决策者更大的回旋空间,允许他们设计出更好的方案。白重恩就建议,可让选择60岁退休的人退休后待遇为某水平;选择65岁退休的人退休后待遇为一个更高的水平,进而有人自愿选择延迟退休。

如此,部分人的坚决反对,不会让全社会困于囚徒困境之中。若无人迈步,恐怕难至千里。

纵然多年以后,我们“不幸”走出日本的轨迹——没能在科技或经济实力方面超越美国,但对一个个普通人来说,和谐的生活、社会环境是否也称得上不错的结局?

傅高义今年已88岁。在被问到为何在他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在胡耀邦和朱镕基之间、选择为后者撰书时,他说,“中国已经有了不错的经济基础,我想应该走向一个更成熟、更人性化的社会。”对此,胡耀邦的思想可能是合适的,因为他爱人民。

在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一个社会应该慢慢生出更多元化的评价标准。

两年前,特朗普意外当选时,我曾这样反思,历史是蜿蜒前进的,识者难免痛苦。每个国家,每个人,均应在急剧变革的环境中提高心理及行动上的应变能力,承认现实,勉力而为。

站在2019年年初的时点上,贸易战于中国,恐怕很难再被视作我们曾经认为的“隐形的祝福(blessing in disguise)”。

改变需要勇气——不像守成者那样守着一亩三分地,它来自政治家,或来自我们普通人。每个人都可以寻找正确的事,哪怕再小,先做起来。

“我有时会有这样的幻觉,灰犀牛也是一种独角兽。”渥克女士不忘这样开玩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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