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大师给人的印象多是不拘小节， 余隆则是那种少见的物种。

　　“大家经常叫我‘德国人’。”皆因余隆的一丝不苟。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张被裱在镜框中的200元收据分外显眼。原来余隆执掌的上海交响乐团规定，排练中手机铃声响罚款200元。“我下飞机赶排练，忘了关手机。铃声响了，罚款200元。”

　　在近日耶鲁北京中心的一场对话活动中，这位耶鲁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口中的“大师（Maestro）余隆”，每次坐下和站起，第一个动作总是解开和系上西装扣子，动作纯熟得就如他在音乐会开始前抬起指挥棒一般。

　　余隆在中国古典音乐界地位尊崇，同时身兼着中国最重要的三个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创立并管理着近20年来一直是中国各类音乐节标杆的北京国际音乐节。

　　近年，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美古典音乐圣殿，出现在海外各个面向大众的音乐节中。2015年10月，他以中国爱乐乐团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的身份，获得耶鲁大学颁发的全球公民奖，成为继小泽征尔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指挥家。今年4月，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

　　在艺术和商业竞争都日趋激烈的今天，同时担任多个顶尖乐团和音乐节的管理者，是否会对“艺术家余隆”造成困扰？“我跟捷杰耶夫（Valery Gergiev，注：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艺术总监、伦敦交响乐团和慕尼黑爱乐乐团首席指挥，有“指挥沙皇”之称）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我觉得世界上我们俩最伟大，因为我们在上台前，可以像开关似的，把自己从110伏电开关变成240伏电，上台之前可以跟人讨论一些行政工作，但上台前我一关，其他东西根本想都不想，只是音乐。”“我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把自己就在那一个时刻关闭。”

　　指挥台下，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余隆尽管笑容不多，但给人的感觉却并非高高在上。在与Blocker的连线对话结束、问答环节开始前，他主动为现场观众解压，“你们什么都可以问，可以是很尖锐的，我会非常愉快地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三个问题后，与大洋彼岸的视频连线结束，他出人意料地“返场”，说，“我可以再给你们五个问题，就五个。”

　　在这场围绕余隆的音乐事业的对话中，他坦诚却又极富理性地直面古典音乐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碰撞和交集，一如那个指挥台上的“德国人”。

　　“创业”北京国际音乐节

　　1991年，余隆于职业生涯开始后不久，发起创立了北京新年音乐会，这是中国整个新年音乐会体系的开端。

　　1997年，他在德国求学数年后，决定回国，创立北京国际音乐节，并担任音乐总监至今。在现场，一位观众向他表达感谢，“谢谢你这么多年为我们乐迷的贡献和付出，每到金秋10月，我们的很多夜晚都贡献给了你。 ”

　　观众中，有一位来自韩国的古典音乐行业从业者，令她困惑的是，尽管韩国也涌现出许多出色的古典音乐演奏家，但是却没能出现自己的“北京国际音乐节”。

　　“做音乐节，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余隆说，program（注：音乐会场次排单）的设计很考验人的知识结构，以及对当今艺术形势的捕捉。音乐节头几年，因为中国观众对古典音乐的涉猎有限，一直是《茶花女》、《蝴蝶夫人》、《图兰朵》，《茶花女》、《蝴蝶夫人》、《图兰朵》的循环往复。不过五年后，余隆就决定引入北京观众当时还闻所未闻的曲目。

　　幸运的是，北京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从来不拒绝新事物。“我是上海人，但是必须得说，北京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类型的音乐。”这或许是因为，“北京本身就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

　　2008年，国家大剧院开始运营，几年之内，包括各种音乐类型在内，北京的文艺活动越来越丰富，几乎每个晚上，各种类型的演出都会在北京的各个角落上演。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声音是否会被逐渐埋没，甚至取代？

　　“我觉得被取代是好事，”余隆说，“万物生长都是循环往复的过程，我特别希望新的出来，这才更能体现薪火相传的过程。我们的社会如果要进步，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薪火相传的精神， 如果永远是一个事物把持，只能说明社会没有在进步。”

　　其实北京国际音乐节自身，也在拼命地用一些年轻人，“我认为生命的延伸，是靠青年人推着往前走，年轻人才是我们的未来”。

　　在北京，爱艺术的年轻人多少有些“幸福的烦恼”，余隆并不愿意给出如何筛选活动的建议。“还是需要自己去发现，可以是话剧、音乐剧，不一定非要古典音乐。”

　　音乐圈潜规则？

　　身兼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团音乐总监，余隆还从2015年开始，担任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

　　近年，中西古典音乐界交流愈发频密，他在其中也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期间还曾有小插曲。

　　2012年，在受邀指挥纽约爱乐乐团中国新年音乐会前夜，他在纽约街头遇袭。在“歹徒”身上还了几拳后，余隆在深夜来到医院，但并未报警。这“不是件了不得的事”，他对《纽约时报》说。第二天演出如期，并没有多少观众注意到他仍稍有肿起的脸部。

　　在中国音乐界如何才能“出人头地”，很多人的回答都是，认识余隆。一位曾在北京音乐节实习的听众给自己的前老板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三家交响乐团在中国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是否可能存在垄断？

　　“上周我被告知，中国现在已经有71支交响乐团，我事实上还指挥过乌鲁木齐爱乐乐团。”余隆回应说，北京、上海、广州的这三支乐团现在受到的关注可能是由于开始时间比较早，在往国际化标准靠拢方面，走在前面。

　　艺术圈的潜规则问题是绕不开的话题。不久前，知名艺术院校的艺术招生季也屡有爆出此类新闻。

　　对此，余隆并未选择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坦承自己并不身在艺术院校，在他管理的乐团绝没有此类情况。他接着说道，“关系，西方没有关系吗？大学里没有吗？社区大妈还有关系。关键是，关系是用在正道上，还是用在歪道上。这是要把握的事。”潜规则在全世界都有，只不过现在在中国被放大看，事实上不过是人情世故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

　　艺术类的考试，由于审美取舍问题，主观因素较多，“有时很难判断”。余隆知道的一位乐手，考悉尼交响乐团考了11次，每次专业考试都过关，甚至是第一名，但11年都未能如愿进团。原因在于，乐团很多时候需要乐手与其相匹配，乐手的“（音乐）个性”如果太强，会不和谐。

　　“在全球，这确实都是个问题，不只是在中国。”Blocker对此表示认同，单单拥有杰出的技巧并不一定能创造出伟大的音乐作品，更重要的对音乐的阐释。

　　“中国太大，各种情况都会发生，有些今天不好下定论。”余隆说，更何况中国的音乐教育受苏联影响很大，是培育顶尖艺术家的。“所以我们的独奏都很棒，合奏这几年还在往前努力。”

　　为了弥补这一点，余隆最近与纽约爱乐乐团携手，在国内成立交响乐团学院（Orchestra Academy），为那些没能直接进入乐团的音乐院校毕业生搭建一座通向职业生涯的桥梁。

　　“至于要出名认识余隆，肯定不是这样。”余隆说，很多伟大音乐家的诞生，跟余隆没有关系。都是靠自己持久的努力。“Greatness is nothing, unless it be lasting.”（注：伟大没什么，除非能持久） 他引用拿破仑的名言表示。今天的年轻人要有清晰的目标，所有人成功，都面临一样的道路，要靠耐力，而不是经常放弃。

　　对中国环境要有耐心

　　作为西方舶来品，古典音乐在中国虽已有数十年历史，已出现像郎朗这样受国际古典音乐界追捧的明星，但是在寻常百姓间，欣赏古典音乐的氛围仍待培养。

　　“今天（国内古典音乐）的情况也是比较难，没有做到想要的（水平）。”余隆坦言。最近受东京交响乐团之邀，到日本为该乐团的季票购买者演出。在那里，发现听众很多都是东京当地华人。不管是因为什么，中国人到了东京之后，都成了乐迷。而前段时间有一位外国朋友——古典乐迷——到香港工作，一聚，说是好久没听音乐会了。

　　“我就在想，古典音乐的听众是不是也识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当然这是一个社会的变化过程。”

　　余隆无疑对这样的过程有耐心，也对其他艺术和爱好持开放态度。一位女乐迷颇为不平地设问，北京音乐节陪伴我们多年，但是现在网红当道，网络歌曲盛行，一些音乐，比如《大王带我来巡山》、《五环之歌》，“听了真的蛮想哭的，也为我们的下一代‘捉急’”。

　　余隆的看法显然不在乐迷意料中。“古典音乐 ，通常是人到一定的年纪，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开始尊重思想时，更为热衷，因为它和思想有很大关系。如果年轻人只是要体会一些简单的、外在的快乐，让他们去，要有耐心。”“《五环之歌》我听了也挺开心。这很有想像力嘛。”

　　“小时候对女儿，我也是采取非常“放任”的态度”，相信她自己能回来，或者最终找到一个好的选择。“而我小时候，比你现在头发还长，因为80年代初时髦留长发，男孩子也要穿喇叭裤。家长也像你说的，‘捉急’。

　　一代父母有一代父母的烦恼。今天，我看当年的照片，也是觉得很可笑。“今天要我留，我也不留，留了后别人说我像刘欢。”

　　“所以你不用担心。引导需要，但不要过多阉割了青春岁月。古典音乐几百年下来，必然有其存在的道理。也有很多年轻人现在热衷古典音乐。要给人们足够的空间，足够的信任。”

　　亚洲式音乐教育

　　近年，随着国际学校在北京、上海等地越来越受欢迎，不少国际学校开始聘请一些专业人士教授音乐课程，亦有学校设立了类似乐团的音乐总监一职。对于此类音乐教育努力，余隆怎么看？

　　“很多学校希望增加音乐课程项目，原因是，希望更多人来念。我说话实在。”请来的老师，可能有一些是音乐学院的老师，但是他们大部分是过来打份工、挣钱，在如何对待小孩子的音乐教育上，并不负有多少责任。

　　“如果想把小孩都变成音乐家，艺术院校的学生恐怕要哭出来了。也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他说，成为音乐家有很多条件，包括生理的条件、心理的条件。有些人屋子里拉的非常好，一到台上就不行。

　　所以应该明确地告诉这些老师，他们的教授目标，更多是培养能欣赏音乐的音乐爱好者，而不是培养出几个小神童，能弹两下琴。神童小时候弹得很好，偶尔能在比赛中发一下光，但如果没有对他们的心理、心智加以培养，最后通常是夭折掉的。

　　当日现场的观众，多属于孩童时代或多或少学习过一些乐器的一代人。数年学琴，或许也考了级，到头来却发现，并没有培养起对古典音乐的兴趣。等到年龄渐长，有人慢慢能体会到音乐的个中乐趣，却发现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还得从头培养起。

　　国内在音乐教育方面的不幸的是，余隆回应道，“因为计划生育，大多数家长很关心艺术教育，会一样乐器看起来不错，说不定能成为郎朗那样的超级明星，也可以为高考加分。这是挺错误的”。

　　很多小孩不喜欢学乐器，他们很痛苦，他们更喜欢踢球，和伙伴玩。父母在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挺不负责任的，姑且不论生理条件上的不同，“如果把孩子当成只是他们自己的私有产品，我觉得这也是有问题的事情”。

　　事实上，不止在中国，音乐教育在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很清楚。“把太多孩童当成职业音乐家在训练，造成很多你们说的痛苦。”

　　“大提琴家王健有一次跟我说，就像体操、芭蕾一样，好的大提琴家必须在7岁前形成肌肉记忆，琴弓就像长在手上，成为身体的延伸。这对于小孩子是很痛苦的。”

　　音乐的意义

　　“培养小孩，让他热爱音乐，意义远远大过让他成为技术出众、能征擅考的人。”余隆说。

　　对于大部分小孩来说，音乐教育不应是肌肉训练那么一个枯燥的过程，而应该是启迪他们对音乐的热爱，让他们从中得到愉悦、愉快点，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对一段乐曲，爸爸应该不断激发孩子，这段音乐像什么？余隆支招道，让他体会、想象音乐中那点纯粹、纯真的东西。在他感受到愉悦后，再告诉他，如果想弹这个曲子，必须从技术上怎样努力。

　　现场的一位高校教师对此表示认同，进而问道，在高校层面，对于没有多少音乐基础的青年人，培养音乐鉴赏能力是否能完全脱开课本？

　　余隆回应道，培养音乐鉴赏能力，尤其是在高校这个层面，最重要的不是教它——告诉他们音乐是什么，或者把自己或课本上的东西灌输给他。“这基本上是谋杀想象力的。”而是应该更多启发他们独立思考，可以跟他们分享，但要相信每个人的想象力是无穷的。

　　“音乐，在我看来更像私密性的对话，而不是跟别人的分享。每个人的想象和感受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这都是个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机会。”每个人通过音乐，照射回来，看到自己。

　　为什么说音乐是艺术皇冠上的宝石？因为与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不同，音乐是不具象，这就给人想象的空间。余隆说。

　　因此，“我现在对非音乐家的培养非常感兴趣”，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就感远远大于专业音乐家的培育。“我们将来更多需要的不是音乐家，而是需要音乐的爱好者、观众，和能从音乐中得到乐趣、享受的人。 ”

　　所以不管是学校、社区，都要认清楚，专业和非专业的培养对象相比，还是非专业的为多。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要负起责任，让人们离音乐更近，而不是让大家痛恨音乐，远离音乐”。

　　“我曾和马友友讨论过，对今天的年轻人，音乐可以带来的启迪在于，我们要学会互相聆听，而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很可能聆听带来的在一起的感觉更美妙。”余隆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