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以前，人们今日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就已经存在。它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货物流通成为可能，同样还有穿越亚洲之脊的、连接城镇和绿洲的陆上通道。”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在2016年9月出版的《丝绸之路》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

　　“所以，当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的创想之时，他是在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那段很久以前就已熟悉的繁荣的回忆。”书中写道。

　　此书英文版于2015年面世后，激发了西方人的浓厚兴趣，媒体和评论家也一致给予褒奖，一贯“挑剔”的《经济学人》亦称其“演绎了一部聚焦东方的世界史”。

　　对于这个昔日世界中心辉煌的背影，谁会不感兴趣？

　　“这是一个极具远见、无比重要的倡议。”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对财新记者这样描述“一带一路”，中国希望借此把马可·波罗曾踏过的土地最终连成一体；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角色；同时应对国内难以回避的需要。

　　“一带一路”三年前提出之时，英国脱欧、“美国优先”等逆全球化走势还未出现。在新形势下，它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认为，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增进互联互通，将非常有助于抗衡去全球化趋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则在今年3月论坛开幕前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以为‘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中国版的全球化设想。”

　　5月14日-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北京举行。2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已确认出席论坛，其中包括5个发达国家。中国无疑希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建立起一个桥梁和纽带。

　　峰会临近，倡议推动似有加速之势。3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期间，新西兰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首个签署相关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4月10日，缅甸总统吴廷觉访华期间，中缅原油管道在搁置两年后正式投入运营。4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习特会”期间还表示，欢迎美国参加“一带一路”合作。

　　挑战在于执行。

　　萨默斯称，疑问或成败在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是为共同繁荣，还是为获取影响，甚或排除一些国家。因此，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方式和做法会在未来数十年被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本文将回顾过去逾三年倡议的推进进展，审视沿线国多元的诉求、执行和金融等方面的挑战，分析基建和产业园等不同的发展抓手，探寻中国如何在授人以鱼的同时，也授人以渔。中国企业的兴趣何在、沿线国接受度几何，大国带来怎样的地缘政治挑战，也是将会探求的问题。

　　“一带一路”的长期、可持续推进，无疑有赖过去三年多来倡议推进以及过去十数年“走出去”经历所提供的镜鉴和启示。

进展回顾：倡议发起和国内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最早是在2013年秋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

　　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大后，我们就着重开始编制战略规划。” 发改委西部司前司长、“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秦玉才在3月中旬的一次演讲中透露。2014年12月，中央出台关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内部文件（“14号文件”）。翌年3月，发改革、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对“一带一路”之上的不少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尤其是那些过去数十年“被遗忘” 的欧亚大陆中部国家。它们有望在中国带动下实现梯度式发展。

　　外部世界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动机感到好奇。培育并获取潜在市场、转移产能和建设能力、输出技术标准、更好地利用外储和资本、进一步获取能源资源、重塑多边秩序和地缘政治考量均曾被提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一份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长期的国际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战略，以应对过去十年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金融形势，可以帮助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新常态、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走出去”等挑战。

　　在秦玉才看来，提出“一带一路”的建设，并不是发出组织邀请，而是中国在未来面临的竞争环境中不得不认真考虑的现实地缘战略要求。“一路”寻求建设海洋强国，主要是为打破美国的岛链围堵，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打造一批海上战略支点。为此，包括中海外、中交、中远、招商集团等企业已经进入一些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2015年3月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相结合。全国各省份均做了对接性的辖区内规划，将大量基建项目纳入其中。8月，国家发改委、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银行业支持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建设的指导意见》，对银行帮助落实“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提出了较为明晰的政策导向。

　　当年三季度，各地的努力和一系列具体对接项目开始受到关注，如广东、广西签署海关新政；成都从“空铁陆”着手，以交通建设融入“一带一路”； 新疆、海南对接“一带一路”后GDP 快速增长；连云港重点打造新亚欧大陆桥。

　　一位东部省份负责外向型经济的官员对财新记者表示，沿海省份的努力包括加快建设类似舟山等港口；让与沿线国家间的通关更为便捷，包括商品检验检疫，中国为沿线国提供方便，沿线国也优待来自中国的产品。

　　在近期上线的“中国一带一路网”上，能看到约10个省区市“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各地方案有粗有细，其中，《成都市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动》（企业“走出去”五年（2016-2020年）行动计划）对其列出的25大项任务均列明了（联合）责任部门。该网站称，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衔接工作已基本完成。

　　一些银行人士表示，在此阶段，大量“一带一路”项目，不少实则为国内基建、交通项目，“一带一路”也成为银行的一个重要信贷流向。外媒和海外智库的关注点也由早期质疑、观望“一带一路”的出台背景和实现前景，过渡到关注“一带一路”在中国国内的对接政策和项目。

　　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一带一路”纲领性文件的牵头起草人欧晓理曾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轨迹描述为从“写意到工笔”。写意画如何变成工笔画？他说，“一带一路”涉及范围领域很广，需要集合各方努力。国内有些省份对“一带一路”的认识需要加强，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些省份提出“一带一路”新起点、“黄金段”等诸如此类不合适的定位。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不是机械的一个“带”或一条“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象征着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平等交流；而是一面旗帜，倡议相关各国在更多领域加强合作。各省份要根据自己的产业特点找准契合点。

进展回顾：“走出国门”与“五通”

　　从2015年四季度开始，元首外交促“一带一路”的趋势开始出现。习近平访英开启了中英合作的“黄金时期”。不过，在英国退欧、新首相上台后，中英关系面临不确定因素增多。

　　2016年二季度，习近平出访波兰和塞尔维亚。中波两国将在波兰“负责任发展计划”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下展开合作。中塞签署约 20项合作协议，涉及高铁、垃圾发电厂等，其中河北钢铁集团以4600万欧元收购塞尔维亚梅代雷沃钢铁厂，计划将其打造成欧洲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不过，在中东欧国家争夺来自中国投资的同时，欧盟的钢铁生产商和欧盟官员则担忧这可能加剧不平等竞争，妨碍欧盟规则执行。

　　2016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写进了决议。

　　在今年3月初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新任发改委主任、此前分管“一带一路”工作的何立峰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三年多来，倡议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的响应，中国先后和沿线国家签订了将近50份政府间合作协议，成果好于预期。近三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已经超500亿美元。

　　政策、道路、贸易、货币等各领域互联互通均在推进中。基础设施方面，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相继落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支点建设。早在2015年，《愿景与行动》中就提出六大经济走廊，从北到南包括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

　　其中，《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已于2016年9月签署公布，标志着“一带一路”框架下第一个多边合作走廊正式启动实施。其他经济走廊正在启动和落实过程中。

　　外界对高铁、公路等重大基建项目尤为关注，不时有协议签署等进展被报道，但商务部研究院前院长霍建国提醒，实际上很多仍在接洽、商谈过程中，没有最终签字、开工。

　　经贸和产能合作也在推进。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表示，“一带一路”中，中国制定的12个国际产能合作领域都是优势领域，当然有的是富余的，但并不代表低端，而且中国富余的可能正好和周边国家形成互补。中国很多优势产业掌握在民营企业手里，如水泥、钢铁，“走出去”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

　　截至目前，能源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领域；交通运输投资规模次之。此外，电信等技术类投资也是重要的领域。

　　作为中式发展模式的重要元素，产业园区建设也在推进。商务部4月13日表示，中国企业在36个国家有在建合作区77个，其中，在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合作区56个，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霍建国坦言，产业园建设目前进展还不太均匀，有的已经出效益，有的还在磨合，难度较大，企业需要审慎把握进入和发展过程。

　　在金融支持方面，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先后成立并已开始运营，开发性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各类投资基金和商业银行的支持力度在加大。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在4月17日刊于《中国金融》的一篇文章中称，已有约10家国内商业银行在沿线近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一级分支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已与沿线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7个国家设立人民币清算行。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容易摘的桃子”已经摘完了。金鑫认为，下一步要进入“精耕细作”阶段，需要跳起来摘桃子，要在体制机制等方面有新举措。

　　5月14日-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北京举行。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届时众多国家领导人参会，有望带来更多订单，一些此前因故搁置的大型海外项目也有望重启。这些都可能对市场形成事件驱动效应。

　　针对对此次论坛的期望，欧晓理表示，主要是进一步凝聚共识，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成果，也希望借此推进规划项目的落地。不少人认为，应该对机制化建设予以考虑。金鑫称，很多国家都曾表示希望搞“一带一路”合作却不知道找谁，应该考虑在论坛召开后，秘书处是否要进入一些分行业、分地域的功能性平台。

　　“我们考虑过是否要建立一个常态化机制，但这可能会比较难。”欧晓理坦言，推进“一带一路”，既要“跳集体舞”，更要“跳交谊舞”，一下子达成“多边”协议较困难，如果“双边”能搞好，到一定程度后大家都觉得需要一个机制时，“多边”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沿线国：多元诉求与不同定位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一直强调的“一带一路”推进原则。沿线国希望从“一带一路”中获得什么？希望扮演何种角色？这对中国推进实践又有何启示？

　　今年3月底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主办方邀请了阿富汗、新加坡、葡萄牙三个颇具代表性沿线国家的三位部长同台，共商“一带一路”大计。

　　尽管情况稍显特殊，但处于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集中反映了沿线国、尤其是中亚国家面临的现实：经济发展受制于政治、安全问题，但它们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阿富汗对“一带一路”有哪些期待？阿富汗财政部长哈基米（Eklil Hakimi）对财新记者坦诚地罗列道，按照美国相关机构的勘察，阿富汗有价值约3万亿美元的矿产，且都是富矿产，希望互联互通项目把阿富汗所有富矿区都联结起来。

　　在资源开发方面，阿富汗已有一些来自中国的投资，一家中国公司已投资阿富汗的铜矿，阿富汗北方一个油田已得到中石油的投资。

　　他坦言，阿富汗并不在“一带一路”目前列出的六大走廊上，但是，地缘区位优势突出，希望阿富汗能被融入“一带一路”主要走廊或一些支路中。经济增长有助于和平和安全，“过去和平和安全的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多苦难。”

　　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全票）赞成，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援助阿富汗，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我们的另一个期待是，借助中国更好地开展三边合作。”他说，中国和许多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和互动，巴基斯坦是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三国可寻求合作，“比如，我已经对亚投行提议”，在靠近巴基斯坦的阿富汗边境建一个水电站，装机容量可达1400兆瓦，冗余发电可以出口到相对缺水的巴基斯坦。目前，中国在巴基斯坦南部的重要战略性项目瓜达尔港区，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缺水。

　　还可以考虑与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三边合作。他补充说，阿富汗是中国通向伊朗的重要门户，也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到中国最好的一条通路。

　　在此类欠发达沿线国家，应更多着眼的还是当地资源的开发和本地百姓基本生活的改善，发展生产性活动仍然是一个较长期的努力方向。

　　新加坡处于沿线国经济发展水平光谱的另一端。新加坡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SIM Ann）说，在新加坡，广大企业和政府都希望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她对财新记者强调，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双向的，中国企业认为东南亚是一个市场，想投资，“反过来我们也看重中国这个市场，也想投资。”

　　新加坡在东盟扮演着桥头堡作用。中民投董事长董文标将其视作“整个东盟的经济首都”，可以以这个平台作为支点，推动、支持中国民企进入东盟。

　　在“一带一路”提出后成立、注册资本500亿元的民营投资集团中民投，已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注册资本约30亿美元的投资平台，为中国民营企业抱团“走出去”，提供资金、咨询等服务。

　　沈颖说，新加坡是一个门户国家，非常了解东南亚当地市场和人民，是一个很好的枢纽城市。

　　她强调，“一带一路”和东盟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东盟和中国之间的互补性很强，该倡议会带来进一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新两国间第三个政府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希望可以让重庆以及整个中国西部地区借此更贴近东南亚。这是我们对‘一带一路’的大力支持和投入。”她说。该项目于去年11月15号启动后， 已经签订了航空、物流、信息通信技术和金融四个领域的一系列的协议。

　　同为亚洲枢纽城市的香港，无疑也希望扮演融资、融智的枢纽角色。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香港有专业人才，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方面具有优势。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肯定可以发挥作用。香港已经在金融管理局下设立基建融资办公室，该平台已集结了超过60家不同领域的公司。

　　4月11日，香港证监会罕见地主动发表声明支持“一带一路”相关公司赴港上市。声明列出了4项有助于其为上市开绿灯的条件，包括由内地国企大量持股、获大型内地或国际银行融资、有关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或持股等。

　　新加坡和香港，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希望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的角色。

　　葡萄牙位于亚欧大陆与中国相对的另一端。欧元区危机后，南欧国家经济复苏终于于近期开始提速，有着显著的投资需求，因此吸引投资和向外辐射的愿望同时存在。葡萄牙经济部长卡布拉尔（Manuel Cabral）称，葡萄牙在一定程度上既在“一带”，又在“一路”上，与大西洋和巴拿马运河也有便捷交通。

　　近年来，已有不少中国企业在葡萄牙投资。卡布拉尔希望加强中资在葡萄牙能源和金融行业的投资，同时，参与安哥拉、巴西的投资项目。他认为，中国企业可以借力葡萄牙进入巴西等葡语国家市场，以便更快速地实现“本地化”。

　　他还特意提到即将于今年开通的杭州－北京－里斯本航线，该航线开通可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而发展旅游业是葡萄牙近期目标之一。近年来，葡萄牙旅游业增速持续高于欧洲平均水平，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最多。

风险：执行与金融

　　“过去大家在探讨中说的更多是好消息。”霍建国坦言，作为一个倡议和刚起步的项目，风险谈得多就有点淡化它了。但是，现在宣传和各方呼应程度也差不多了，需要关注项目具体推进中正在上升的风险。

　　在秦玉才看来，“一带一路”的布局需要在国内外做长时期铺垫和积累，但目前国内有些参与者表现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倾向，这可能会造成不顾现实、急功冒进、因小失大、国内思维国际化的后果，对“一带一路”的长期性、稳定性、安全性产生不利影响。

　　他还指出，“一带一路”是双向互动的举措，要共赢共建共荣，应避免落入自言自语的境地，切忌剃头挑子一头热。“我觉得应该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项目选择和执行推进也存在多重困难。霍建国称，“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目前排得不少，未来要特别慎重。在中亚搞大型基建项目难度很大，当地地形、地貌不利于修建高铁和公路，成本较高，而且中亚经济相对困难，其配合程度和配套能力较弱。

　　中亚已经“因冲突和隔阂而分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曾表示，在这里，人们看不到商业与合作，有的只是“阻碍货物和人员流动的官僚主义等障碍”。

　　相对容易的是东南亚，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较好。霍建国说，但在中越、中老、泰国、雅万铁路等项目上，中国碰到搅局者。日本安排了1000亿美元的海外援助贷款支持企业参与竞标。“因此，尽管中国在几个项目上胜出，但是成本肯定会上升，因为不降低报价，项目就拿不下来。”

　　“当地政府也会趁机卡你。”他说，比如泰国方面要求中方降低项目报价。他认为，企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充分评估当地政府上项目的意愿。

　　若项目执行出现问题，无疑可能带来金融方面的连带反应。1月下旬，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惠誉发布一份提示“一带一路”对银行体系潜在风险的报告。报告称，计划或正在实施中的项目耗资合计逾9000亿美元，其中多数资金很可能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

　　与那些具备几十年新兴市场基础设施融资经验的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机构相比，中国的银行能否更好地甄别出有利可图的项目并控制风险？报告写道，中国工程和建筑企业确实拥有丰富的技术专长，但很多企业将在不熟悉的市场开展业务，很可能要应对“艰难的、不可预知的商业环境”，这将加大项目的执行风险。

　　陈四清认为，目前的金融支持实践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未来几年，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每年就达8000亿美元。基建项目普遍期限长，资金回收周期更长，少则10年、多则30年。而传统的银行贷款、保险资金、债券以及融资租赁等期限通常为5年-10年。

　　在金融服务能力方面，他指出，目前“一带一路”金融业服务格局仍然比较单一：中国金融业参与多，国际金融业参与较少；政策性金融向纵深拓展，商业性金融积极性有待提高。

　　惠誉报告进一步暗示，近年中国银行业在国内面临不良贷款率的上升。海外基建贷款的迅速增加，可能会在未来为中国银行业带来新一轮资产质量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参与最积极的中国政策性银行往往提供非常慷慨的宽限期和还款期，问题贷款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浮出水面。

　　惠誉还指出，一些与“一带一路”有关的贷款规模很大，足以对借款国的公共财政状况造成影响。而“一带一路”沿线国信用评级多为投机级，从B到BBB不等。

　　近两年，伴随人民币贬值压力而来的外汇管制对资金“走出去”形成一定掣肘，这在欧美国家并购领域尤其明显。

　　包括人民币在内，“一带一路”沿线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高，沿线贸易仍主要使用美元、欧元等第三方货币做计价和结算。根据2017年1月SWIFT的全球货币国际支付份额排行，人民币等六种区内货币跻身前20位，但总份额不到6%。陈四清指出，如果第三方货币在流动性方面出现问题，将严重影响区内正常经贸往来；但是，使用区内货币，则面临兑换成本和汇率风险较高等问题。

　　“对于汇率风险的最终应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即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一位进出口银行高层对财新记者表示。与此同时，推动人民币与更多国家货币的互换机制，从而能更多采用人民币结算。

　　过去两年来的人民币贬值压力，让人民币国际化阶段性遇阻。不过，随着今年美元走势不确定性加大，接下来人民币国际化有望取得新的推进。

　　此外，伴随着美联储升息，过去一段时间处于低位的国际融资成本正出现上浮趋势。霍建国表示，未来企业债借债、偿债压力会增大。

基建：中式发展捷径？

　　对于“一带一路”的主要建设方向，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既符合中国过往发展经验，又符合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和战略需要。

　　“我个人的观点是，本来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该是贸易投资在先，中间遇到什么问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缺路修路，这样就比较顺。”霍建国坦言，现在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投入在先，这在全球经济稳定、快速增长时还比较顺，当前环境下显然存在风险。

　　基础设施对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战略重要性。秦玉才认为，主要是抓住关键通道和重要枢纽，突出几条陆上骨干通道；在海上，关键是如何避开马六甲海峡、构建连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通道。

　　“东部沿海地区当年搞基建，投资大概18年-20年收回，一些项目回收期更长。”前述东部地方官员坦言，相比之下，中亚国家的人口密集度、产业活动潜力还不如当时的中国，成本回收期恐怕更长。“如果现在（中国）投下去，10年、20年还看不到收回成本的时点，那时心都慌了。”

　　据他的观察，目前不少在推进的基建项目是电厂、港口等，这些类项目在发展初期更有需求。

　　就基建本身来看，难点很多时候并非建设，而是后期营运、促动经济活动。近年，中国企业的角色已开始转变，从过去简单地建完后交给当地，到更多参与后期基础设施的运营。

　　瑞士ABB集团CEO史毕福在今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建议，应该把基建投资和教育相结合，让当地人更多、更好地参与所建基础设施的维护，从而带来更多就业。

　　“亚行逾40年的经验是，基建和其他领域相辅相成，决不能单独考虑。”亚行副行长格罗夫对财新记者表示，应在决定做哪个项目审视整个经济。

产业园：中间道路？

　　发展产业园区、开发区，是“一带一路”一大努力方向，也是谋发展的另一条思路。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峰会临近，中央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聚焦产业园区。央视新闻联播“一带一路”系列节目的头三期，分别聚焦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区、塔吉克斯坦纺织园区、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区。这是否可以看作决策者更多意识到产业发展重要性的信号？

　　董文标表示，中民投支持的一些民企在泰国等地建工业城，尤其是沿着铁路、公路，把中国的一些优势产业带到东南亚，实践证明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工业园区建立后，医院、学校等配套都在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工业发展历史相对短暂，产业基础薄弱。前述地方官员认为，相比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可以更直接地带动就业和税收，能更直接推动工业化进程、产业升级和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从展示、示范效果来看也更优。

　　招商局集团是海外园区建设的践行者之一。招商局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晓鹏在今年1月下旬的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对财新记者表示，招商局两年前在位于红海入海口的非洲国家吉普提开发了港口，港口吞吐量、效益都很好。吉普提政府就希望招商局能再开发一个产业园区，学习中国经验。

　　但是，在欠发达国家搞园区并不容易。他说，“前几天已经和吉普提政府签订了协议，覆盖面积40多平方公里的园区，包括物流园区、加工园区、展示园区等。先侧重产业，随后开发一些具有城市功能的设施。”

　　中国在海外搞园区有哪些经验教训？他表示，一是缺乏后期营运能力。“现在‘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像前十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搞一个工程建好收了钱就走人。”中国企业只有在海外有后期运营能力，时间长了才能出经济活动和影响力。而国内不少建设类企业，搞建设可以，但相对缺乏营运能力。

　　二是不要贪大。一些国内开发商为了拿下海外项目，承担了很大面积的开发，最后搞不成就失信于合作伙伴。他还建议，园区要有系统的开发规划，园区是一个综合项目，要有基础设施，有工业，有“吃喝拉撒”。开发过程中，要一步步来，做第一步时要考虑第二步、第三步。

　　产业园区在中国的发展中无疑扮演了重要作用，但无疑也只是“中国发展秘方”的一部分。格罗夫表示，在“一带一路”上，一些国家适合搞园区，另一些因为当地市场规模、地理等因素并不适合。一些欠发达地区可能没有力量和人口去承载足够的活动，要有选择，量力而行。

　　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一位美国兰德公司的代表对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提问：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对教育、卫生等方面是否有考虑？

　　金琦回应称，教育和卫生当然是“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应该高度关注、需要发展建设的领域，这不是一个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或什么条件具备情况下去考虑的问题。

　　“丝路基金成立两年，目前投资重点都是放在实体经济方面，但是，随着布局更加广泛，会在今后关注这些领域，使我们的投资更加平衡。”她说。

　　与西方发展实践——在全国或较大区域内推行这些方面改善相比，在类似开发区、产业园、自贸区这样的较小区域内谋求卫生、教育、政策框架改善相对更灵活，也更易于执行。包含基建、产业、城市生活配套的园区或可被视为中西传统发展实践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

　　“先做哪个或许未必重要，但是最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各方面都要做出努力。”格罗夫说，亚行早年帮中国修路，现在则主要帮中国完善卫生、政策体系。

中国企业：偏好与选择

　　政府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企业无疑是倡议推进真正的主角。“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民企、民资的参与至关重要。但它们青睐的是什么样的投资机会？

　　在前述博鳌论坛分论坛上，一位嘉宾提问：很多民企对于15年后才能拿到回报的基建投资并不感兴趣，它们希望投互联网、生物技术、消费等回报更快的领域，如何让民资更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

　　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爆发式增长，而且主要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与2倍-3倍的并购额增长相比，当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145.3亿美元，同比下降2%。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张宇燕对财新记者坦言，过去两年的中企“走出去”总额中，约85%是在欧美国家的并购，在企业眼中，“一带一路”项目的商业吸引力似乎有限。

　　针对前述提问，沈颖回应称，对于一个希望促进发展的政府而言，“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鼓励私营企业向某个领域投资，例如基础设施，而是要促进总体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当前由于风险评估、监管、相关信息不畅等原因，一些投资者不愿意投基础设施项目。“我们要鼓励企业家着眼长远、着眼全球。最终政府是不能替代企业家、替代银行做决策的。”但是，政府可以打造一个环境、氛围乃至平台，让大量信息、知识和经验获得分享，企业和银行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

　　董文标的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阶段民企的态度：更关注从发达国家“引进来”。

　　“一带一路”不只“走出去”，还可以“走进来”。他说，“走出去”固然是指导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互惠互利共赢的平台。中民投在欧洲、北美的一些项目主要是围绕中国市场的并购，比如收购欧洲的一家居家养老企业帮助国内的居家养老提质，实现双赢。国外人少，中国人口多，欧洲该行业已高度成熟，中国的还是一片处女地。

　　据他说，很多企业家现在做海外投资主要看两点，一是好的品牌，二是优秀的团队。

　　调研机构零点集团与欧美同学会合作，于去年8月发布了一份“一带一路”深度调查报告。其对，304 名总监及以上级别民企高管的问卷调查显示，78%受访者看好“一带一路”倡议在拉动各国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28.9%有投资意愿，1.6%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投资计划。

　　投资国偏好方面，印度是民企在“一带一路”沿线首要投资意向国。泰国位列第二，越南、老挝、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并列第三。东南亚地区是最受追捧的区域。

　　东南亚（东盟）吸引了超过一半的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中债资信与社科院世经政所4月10日联合发布的《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显示，2015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更是创历史最高值，达146.4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投资流量的77.2%。

　　中东（西亚）和南亚地区居于东盟之后；中东欧地区吸引中国投资的起点较低，但随着中东欧“16+1”机制的推进，增长迅速；中亚则居于最后。

　　《蓝皮书》进一步指出，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成为瓶颈，中东地区非传统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中亚地区存在的挑战包括极端主义、政治稳定性，以及能源行业准入壁垒或政策限制。

　　零点报告显示，在受访的 304 位民企代表中，民企对外投资最看重政治社会稳定、市场成规模、有潜力及法律体系健全。此外，基础设施配套、劳动力成本及素质、产业集群程度和吸引投资政策等因素，也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显著。

　　对于民企来说，互联网领域的电子商务服务和技术是民企迫切希望输出的一个重要领域，且极具潜力。这或许会成为类似高铁技术标准和服务输出的一个新领域。

沿线国：接受度及其改善

　　包括民众、政界和商界在内，沿线国各群体对外来资本的接受度和对资金来源国的印象是投资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在过往“走出去”中，中国企业遭遇当地反弹的情况并不鲜见。

　　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对财新记者概括称，在沿线国家，政界和精英界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和接受度有所上升，公众的印象仍有待改善。总的来说，商界有一定的兴趣，政界的兴趣次之，民众再次之。商界主要将“一带一路”理解为搞一些合作项目，不少政界人士则将之理解为要一些钱。

　　早在2015年底财新记者访问波兰时，一位波兰外交官就坦言，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踊跃“签到”，更多不是因为确定其有好的前景，而是因为不想被其他国家落下，导致未来可能的利益受损。

　　在海外，对“一带一路”要做哪些事摸不着头脑的人仍有不少。

　　“坦白地说，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一点，就是战略性的沟通。”哈基米直言。大多数国家肯定会从“一带一路”中获益，但是沿线国多数群体还不太了解“一带一路”，或不知道如何从中获益。“我们有一句老话，‘盲人知道嘴在哪’，就是说都知道好处是在哪里。”

　　他建议，应拓展和当地的社区、不同人群的接触和互动。是否需要提供一些培训、能力建设活动，让他们拥有参与项目实施的技能？这方面的内容是缺乏的。

　　前述零点报告称，民情对政局和政府、政权更迭的影响在民主政体尤其突出。而政治形势又影响投资政策和投资环境，进而影响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

　　“这几年我也有个感触。”欧晓理坦言，“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我们是先有宏观方案的规划，然后逐步细化到具体项目；但西方人不理解，他们往往是先从具体项目做起。”

　　沟通效果有待改善。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不仅涉及众多部门，且涉及的事务增多，其中一些也更为专业。相关部门的政策建议多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或本部门主要领导的意志，政策建议筛选和推荐排序的角色也扮演得不够充分。

　　对于如何改善当地接受度，董文标表示，中国企业到很多国家去投资，如果派去很多人是非常头疼的。现在较好的做法是，在发达国家，主要靠原来的团队，派去的人很少，就像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中民投在美国收购了一家大型公司，高管团队一个都没有换，而且发的奖金比之前的老板多。”这就把潜在文化冲突，以及当地人群利益的问题解决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人才问题则相对突出。他说，如果发展一个工业园需要哪些相应人才，中民投就会跟政府、商会协商建立一个培训基金：赴海外培训费用较高，因此主要培训管理层，安排他们到欧洲或中国培训三个月后回到当地上岗；蓝领工人则在当地培训，比如在雅加达大学办了一个蓝领培训班，在当地招收的人经过一两个月的培训进入工厂工作。

　　前述零点报告建议，通过非官方人物，包括学者、 退休官员、公共人物、社会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渠道开展交流，往往能起到官方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在这样的“二轨外交”模式下，要解决 “影响哪些人”和“如何影响这些人”的问题，可以选择重点影响学界精英、商界精英和青年领袖三类群体。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声誉仍然有待改善，原因包括经济利益的冲突（中国企业对当地和其他国家企业的侵蚀与冲击）；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政治摩擦会影响东南亚民众对中国企业的看法）；群体文化的不同（如西方国家更重视诚信与合规，中国企业往往会忽视相关的习俗和法律）。

　　零点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地区的声誉调查结果显示，海外中国企业虽然在企业经营方面有“硬实力”，但是表现最差的是社会责任和透明度两个维度。

　　在国别层面，欧晓理认为，下一步推进中应该确定一些重点国别，使一批国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受益者，把它们打造成推进“一带一路”的铁杆伙伴，然后，由这些国家来影响、带动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金鑫认为，接下来应该适当淡化“中”字，突出“共”字。不仅仅是中国和沿线国家要对接，还要推动沿线国家间的互相开放。“我们还要把发达国家请进来、参与进来，‘一带一路’不能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合体”；还应考虑把“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及一些区域性联盟组织的议程对接起来。

　　“共商、共享、共建，并不是援建。”金鑫提醒。要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等、靠、要”的心态，不要认为是分红包，而要形成一种共赢的发展态势。

大国：双边及多边挑战

　　政策沟通居于“五通”之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在秦玉才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受众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小型发达国家政界的欢迎，原因之一是，中国在提供经济发展援助的同时，不挑战各国本地精英的权势。中国的发展经历似乎说明，一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性采用西方发展经验，取得发展成果，并保持政治稳定。

　　然而，对于大国来说，地缘和战略考虑更为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的成功，会带来自己的风险。

　　秦玉才称，美国对“一带一路”提出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政府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中方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则被放在中方就两国元首“习特会”声明的显眼位置。

　　美国企业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的兴趣毋庸置疑，中方在这方面的开放性实践无疑有助于赢得美国人的支持。有中国人士建议，应探索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

　　“对美国人来说，真正的战略性选择在于，是谋求通过阻碍产品和人的自由流动，来防止其他国家威胁美国的主导地位，还是寻求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增长。”萨默斯说。在他看来，答案显而易见，寻求回到阻碍其他国家增长的战略，很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螺旋式下行。

　　秦玉才认为，中国应与美方保持沟通，阐述“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各国经济合作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俄罗斯是沿线国中，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最应该妥善应对的一个。多位欧美人士对财新记者表达了这一看法。

　　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在2013年倡议提出伊始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表示俄罗斯欢迎中国的倡议，但双方合作应在欧亚经济联盟（EEU）的框架下进行。后者为俄罗斯主导的一项计划。

　　两国于2015年5月签署声明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EEU，将两个计划置于平等地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高级研究员Alexander Gabuev就此撰文称，俄方这一立场转变是俄内部痛苦讨论的结果。克里姆林宫的结论是，EEU与“一带一路”对接的收益超过损失，中国成为中亚地区的主要投资者是必然趋势，希望中俄在中亚实现分工——中国将是中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莫斯科则维持该地区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在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方面，俄罗斯与中亚存在竞争关系。

　　秦玉才认为，俄罗斯是推进“一带”建设的重要一环，应高度重视扩大中俄利益会合点，也要照顾俄方利益和感受，并深化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军工等领域合作。

　　印度对“一带一路”也表现出矛盾的心理，认为其既会带来机遇，也会构成战略和经济威胁。印度将印度洋和周边一些国家视做其天然影响范围，但缺乏类似中国那样的财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一带一路”峰会不同，印度总理莫迪目前还未出现在中方公布的出席外国领导人名单上。

　　印度最担心的，是投资额达45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是印度的邻国和对手，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将穿过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控制的部分，一些印度人认为，接受这条经济走廊相当于承认巴基斯坦对该区域的主权。

　　中国方面正努力帮助改善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已准备好向印度提供资金，在该国修建连接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

　　“对于他们创建的每一带和每一路，我们能不能打造一条匝道，让印度与更大的全球市场互联互通，而不是把这个计划完全拒之门外？”新德里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研究院萨兰（Samir Saran）称，“我们能把他们的计划为我所用吗？”

　　在欧洲，欧盟对“一带一路”下的一些做法持保留意见。东欧国家希望吸引中国投资，尤其是无法获得欧盟资助的项目，比如连接贝尔格莱德至布达佩斯的塞匈铁路。欧盟方面认为，修建该铁路会对两国财政可持续造成影响，此外也与欧盟的基础设施规划不符。

　　2017年2月，欧盟委员会决定调查该铁路项目是否违反大型交通项目必须举行公开招标的欧盟法律。德国驻华使馆官员曾表示，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和商业行为必须符合欧盟法律：项目投资必须履行公开的竞标程序；欧盟对外部门必须全程参与相关活动。

　　此外，欧盟也希望应对中国钢铁、建筑材料大量涌入欧洲带来的冲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Philippe Le Corre认为，一个可能的折中处理方法是，欧洲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要开拓出一些特例以保护欧洲关键产业。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澳大利亚亦有彷徨。今年3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澳大利亚方面最终决定暂不将规模50亿澳元的国家基础设施基金与“一带一路”对接。

　　澳大利亚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地方官员曾寻求让本地区与“一带一路”对接，将首府达尔文（Darwin）打造为服务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但是，南海问题的存在让澳大利亚产生警惕。在中国岚桥集团获得达尔文港租赁权后（该港附近有一个美国陆军基地，这笔交易令美国方面感到震惊），澳政府收紧了对外资收购本国企业的审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怀特（Hugh White）称，澳大利亚不想被“一带一路”计划所承诺的亚洲基础设施网络排除在外，但也不希望被视为太过热情地追随北京引领的大潮而破坏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和远邦近邻的关系，以及他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必将对21世纪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丝绸之路》一书的最后，弗兰科潘这样写道，“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以及中国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国在为未来着想。

　　“当我们在思考如何与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各种联系的同时，亚洲屋脊上的网络正被悄然编织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重新建立起来。”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