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领导者是天生的，没法教出来；也有人认为领导力虽然难教，但可以发现、学习或培育（nurtured），你怎么看？”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设问道。

　　“我坚定地站在领导者是学出来的阵营里。”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Dominic Barton）回应道，“没有天生的领导者。”

　　在9月中旬于清华经管学院举行的一场对话中，“客串主持”钱颖一与“客座教授”鲍达民展开了一场关于成长、关于领导力的对话。对话中，鲍达民勾勒出一段段自己如何从一位一度对“成家立业”不乏担忧的加拿大年轻人，成长为全球领袖背后“军师”的小故事。

　　主动寻觅“导师们”，而非“一生一导师”

　　“‘导师们’是我学习领导力最好的途径，导师可以是和你谈上2小时的人，也可以只谈5分钟，甚至只是观察他，还可以通过读传记，很多领袖你并不一定要认识或见过，可以在读中学。”鲍达民透露，他最喜欢读汉密尔顿和罗斯福的传记。

　　“我在麦肯锡最好的导师，是我资历尚浅（junior）时一位已经很资深的合伙人，他会带我到极富挑战的场合，甚至是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待的地方。

　　“那个小伙计（smurf，带贬义）是谁？”有一次一位客户针对鲍达民的在场说道。“我说我应该离开，但是那位资深合伙人说不，‘他是在这负责倒咖啡的，黑咖啡、白咖啡，看你要什么，他都很擅长。’”

　　“那位合伙人坚持让我在里面观察，看如何在极度复杂的局面下应对不满意的客户和不合逻辑的要求。”鲍达民坦言，“借此你能学到很多，这样的导师关系异常重要。而很多我的导师都是我的客户。”

　　“你用的导师一词是复数。”钱颖一机敏地评论道。通常人们认为，一生中就一个导师，“但你不是”。这一点说明，更主要的不是来自导师那一边，而是来自于你自己。“你还将客户也当做导师，这告诉我们你是在积极主动地寻觅导师关系，从中学习。这对学生很有借鉴意义。”

　　近二十载，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步向亚洲和中国转移，这也成为了鲍达民个人发展的重要助推因素。

　　“1997年，你做了“反直觉的职业选择”——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搬到韩国工作？原因何在？”钱颖一问道。

　　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导师。鲍达民坦言，“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一年，客户是当时的澳国库部长Paul Keating，帮助他做简化税收体系的方案。”周末一起吃饭交流时，Keating的一句“酒后箴言”为鲍达民的亚洲经历埋下伏笔。

　　“他是个幽默、甚至带点讽刺的人，他看着我说，‘Dom（鲍达民名），如果你有我一半的脑子——我不确定你有，这个年纪应该去亚洲闯闯！ ”

　　那时还是1989年，鲍达民回忆道，“我们有太多澳洲年轻人去欧洲背包旅行，他们应该去亚洲，那是（世界的）未来。如果我是你的年纪，我现在就走。”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6个月，鲍达民终于搬到韩国，负责创立麦肯锡韩国办公室。危机的骤然到来无疑带来挑战，但是事实证明“危机也是机遇”，鲍达民有幸帮助重组韩国的银行体系，一起工作的是世界银行、IMF的专家，“当时我34岁”。

　　此后，他又转战新加坡，帮助其打造亚洲金融中心的努力。鲍达民还在上海工作多年，领导麦肯锡中国团队。“在这些完全陌生的环境下，你每天都在不断学习新的文化。我发现每5-7年换一个环境不是件坏事，当然，这对家庭不是好事。”

　　他曾对财新记者坦言，早年没能给予另一半和一双儿女足够关怀，因此现在，他一有时间就与孩子们一起跑步、登山，甚至带他们去北极航行，哪怕需要随时带着个卫星电话。

　　“听领导的话” 培养直觉

　　职场的有些事令人难以接受，但却是极好的成长剂。鲍达民从一位新加坡导师身上学到的，是“听话”和直觉的重要性。

　　“他周五告诉我周一要见一位油企CEO，让我周一一早凭直觉告诉他应该讲些什么。”“整个周末，我都在做研究，写了一份让自己很满意的成果文件包。但是当我周一一早得意地把它放到他桌上时，他看了一眼，就用手指把它弹到了地上。”

　　“我当时疯了，领导派同事来安慰我，我当时直言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导师随后为他的做法解释道，‘我要的是你的直觉。商场上，总会碰到需要在几无事实、没时间分析的情况下，分分钟内做出决定的时候，必须提前为此练习’。”

　　“这非常有趣。”钱颖一“现学现卖”道，“新千年来的17年世界改变很多，未来17年，凭你的直觉认为，世界会怎样？”“这我倒没想过。”鲍达民回道。“要的就是你的直觉。”钱颖一的不依不饶引得全场一阵笑声。

　　“我认为国家政府会变得不那么重要。”鲍达民一语惊人，钱颖一难以置信地重复了一遍。鲍达民解释道，人们被技术联结起来，身处哪国以及国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钱颖一就此打住，直言这“很反直觉”，因为人人都在谈民族主义的崛起。

　　有了社交媒体，人们远远更容易与同自己相似的人联结起来。“相比多伦多郊区的人，我会与巴西圣保罗市内的人有更多共同点。”鲍达民说，国籍弱化到只是衡量人的一个维度。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人类比过去任何时候、以及比自己以为的都更为相似。

　　而城市作为一个治理单位，对多数人越来越重要。不少市长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憧憬道，“我希望未来会是个更平等的社会，但很可能会是个更不平等的社会。”

　　日益多元化的商界领袖要求

　　2009年，47岁的鲍达民成为麦肯锡全球总裁，也是在那一年，他加入了清华经管学院“星光熠熠”的顾问委员会。“这是我所见过的全球最好的顾问委员会——没有之一。”鲍达民这样评价道。

　　对话开始前，经管师生特意为鲍达民策划了一个视频，播放了一张张他与学院师生过去8年中交集的老照片，从最初站上清华讲台的略显青涩，到现在极为精神的满头华发。“鲍达民就是麦肯锡的一块‘金字招牌’。”一位同业的年轻雇员曾不无羡慕地对财新记者说道。

　　钱颖一在对话开场白中表示，“Dom一直是经管顾问会员会最积极的委员之一，为学院做了很多贡献，包括提出设立这门课，今年已是第六季，每一季他都会亲自来上一到两节课，受益的不仅是经管学院的学生，也包括这门课慕课（MOOC）的学生们。”

　　钱颖一就此问道，当初为何提议开设这门课，又为何选择《新时期下的领导力》作为课题？

　　“世界变化飞快，领导力看起来正在各方业绩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鲍达民还坦承了一个相对个人化的原因，“那些照片为证，同学们事实上问了些挺难的问题，这也是了解学生们在想什么、担心什么的途径，从中我获得很多能量。”

　　清华经管所提供的营销、运营等功能性领域训练，是各个行业的领袖都需要的。他继续表示。钱颖一则接过话茬道，清华确实以技术性领域的训练闻名；但是清华在中国也有其独特的角色，“我们所有学生——至少我们认为——都有领导力潜质，而从潜质到真正的领导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性训练和技能”。

　　那么如何定义领导力及领袖的特质和要求？钱颖一问道，“你认识的那么多领导者里，你最敬佩谁？”

　　平均每天见2位企业CEO或政府领袖，是鲍达民近年的节奏。

　　50年来，领导者需要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局面，需要越来越多元的素质。鲍达民首先说道，“一位我很敬佩的领导者是雷诺尼桑CEO Carlos Ghosn，他是一位很全球化的CEO，一位黎巴嫩裔巴西人，执掌一家法国日本合资公司。他需要一周在法国、一周在日本、两周全球到处飞。

　　他也是一位很“长寿”的 CEO，大多数CEO掌舵最多6年，他则已经在任14年；而当前的领导者又需要面对越来越快节奏的环境。鲍达民回忆道，Ghosn曾经告诉自己，10年前，飞到日本，就好像有一天时间来倒时差；而现在，从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起，电话就进来了，冲个澡就得开始工作了，这是个7/24的工作。

　　而为此，个人生活需要很有纪律，吃哪些东西、何时睡觉……因为不然的话，就会像还没准备好就一头扎进深水区一样。鲍达民总结道。

　　“另一位我钦佩的CEO是平安集团的马明哲。”鲍达民接着说。与马明哲对鲍达民的认可一样，鲍达民对“老马”也有“极高的尊重”，“与他谈话，你总是能感觉到紧迫感和危机意识。”

　　“我们其实有“三马，”钱颖一打趣澄清道。“我指的是老马，”鲍达民也打趣道，“但是他做事就像“小马”，极有动力，很爱尝试数字科技等新东西，总是在学习，总是在推人前进。”

　　如何评判政治领袖与“凡人”领袖

　　杰出领袖的一大特质是对方方面面，及至每个人的重视和关怀。一位让鲍达民尤其敬佩的政治领袖是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去年他因结束了该国逾50年的内战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鲍达民回忆道，第一次结识桑托斯是帮他做经济战略规划，“当时是在放满武器的地堡里，站在一旁的还有军队的人、宗教人士、文化领袖一干人等。我问，这些人对经济战略似乎帮不上什么忙？”

　　“他的回答是，‘我们是一个社会（整体），如果他们对你说做的东西不买账，我们哪儿也不去。这不只是关于几个数字。’”

　　“他与被不少人视作恐怖分子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坚持谈判，甚至让他的导师与他断绝关系。”鲍达民直言，他的勇气、无私和持续动力令人难以想象。

　　“你提到的罗斯福，也不是盲目跟从。”钱颖一道，这是政客（politician）和政治家（statement）的区别，前者只会跟从民意，后者知道整个社会该向何处去，然后做出不同。但当下，我们缺少足够的此类领袖。”

　　鲍达民接过话头道，另一位敬佩的政治领袖是施罗德（德国前总理），正是他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让德国能有今天的经济竞争力，这样的改革也正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需要在法国推行的。

　　“我碰到过他几次，曾对他说，‘感谢你所做的。’他回应称，‘但是这也让我丢掉了总理之位。’我说，‘就凭你有勇气那么做，历史会优待你。’”

　　“一位政治家的成败应由历史来评判，还是由决定他一时去留的人来评判？”鲍达民思忖道，“那些将可乐瓶往前踢的人无疑对我们没有帮助。”

　　其实，领导者并不一定身居高位，也可以是在特定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卓越领导力。“而直到这一刻到来，或许你还全然不知。”

　　鲍达民回忆道，有一位智利矿井的小头目，他所在的矿井突然坍塌，将30多名矿工困在数十米深的井下30多天，那里一片漆黑，只有很少的食物，且并不清楚外界是否知道他们被困于此。

　　“我在一次会议里结识这个人，单看外表他并不像一位领导者——当然我也不知道领导者长啥模样，他的语言能力也并不很强。但是当时在井下，他激励身边矿工，领导大家如何合理分配食物，令工友们最终得救，展现出难以置信的领导力。”

　　“紧张赚钱”与“深度工作”的缺憾

　　对话当晚，数百人的大教室尽管坐满了听众，但并未像钱颖一与扎克伯格、马化腾等科技“明星”对话时那样水泄不通。听众中，外国学生的比例似乎也高于学院外国学生的占比。提问中，留学生也抢到了三个机会中的两个。

　　在被问及三件回头看稍有缺憾的事时，鲍达民坦言，一是本应早些探索“大机会”。

　　“我年轻时对于赚够钱太紧张、太在乎了：怎么找到一个工作？如何组建一个家庭？以至于过于看重短期的东西，有点保守，那时如果能稍多冒些险可能会更好。

　　学生时代的鲍达民也绝非等闲之辈，本科毕业即以罗德学者身份赴牛津大学学习。在某种意义上，在场的“天之骄子”们，也在经历鲍达民当年的焦虑。

　　“尽可能在年纪还较轻时，尝试一些走出你的舒适区的事，因为随着年纪渐长，这样的尝试会更困难，有更多困扰束缚你。”鲍达民建议道。

　　在简单提及他个人经历中的文化、语言多样性缺憾后，鲍达民提到的第三点——缺乏深度思考和工作——更具当下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以及人们的生活高度碎片化，社交媒体的存在，加之更早已存在的其他因素，让人们可以整天做交易性的工作，没时间做深度思考。鲍达民不无艳羡地说道，“贝索斯（注：亚马逊创始人）会突然“玩消失”，去思考；我还有个同事，有三个孩子，丈夫是英国内阁官员，她自己是麦肯锡合伙人，她会4点钟起床，深度思考、写作到6点，剩下一天做“需要做”的事。

　　“我没有那样的纪律性！真希望我也能如此。很多时候困在交易性的工作中，有那么多事情在发生，感觉效率很高，但其实……”

　　“这对学生们也很有挑战。”钱颖一补充道，“让大家把手机关机24小时， 大多数人会疯了的。”全场爆发出一阵笑声。

　　对话结束后，鲍达民匆匆赶去机场，钱颖一与几位教员和学生聚在一起，财新记者忍不住插话道，这样的交流该对清华学子极有价值吧。“我的期望不高。”钱颖一悻悻然道。一位教师表示，“相比如何“成为鲍达民”，学生们更愿意先操心怎么进麦肯锡。”

　　在鲍达民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为最后一个提问收尾后，钱颖一突然想到丘吉尔的一句名言，以为结尾，"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