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曾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冬季达沃斯演讲开篇的这段话，在全球政商学界领袖的社交网络上瞬间走红，反映出“这个世界真的在变了”，也折射出全球精英自身的焦虑。

　　2016年令不少人颇觉意外，特朗普当政、英国退欧，让长期掌控欧美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和各国民众间的裂痕清晰可见。但更令人意外的是，伴随着快速全球化趋势，快速积累财富乃至政治影响力，这个很多时候互相之间走得比与本国民众还近的群体内，也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

　　“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的支点，一个有可能向许多不同方向发展的节点。我无疑非常担心美国可能迈向的方向。”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对财新记者说道，“我尤其担心，太多的美国人看起来可以接受那些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美国政策转向。”

　　在美国，不少来自金融市场、华尔街和企业界的精英已在向特朗普靠近，多数媒体、学者和前政治家则坚守在反面。“很显然，他会分裂美国人。”索罗斯直言。

　　而对英国，精英阶层也已从公投前后清一色支持留欧转向分化，在民意和强势政治家的推动下，悬念似乎更多在于，硬脱欧后，英国会变身“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还是迈向“小不列颠”。

　　在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节点，本文试图主要借财新记者在达沃斯的采访和观察，勾勒这个群体在其他场合难以觅见的碰撞、矛盾和不安，借此管窥面对这三件当下美、欧、亚三大洲最具动能的事件，全球政商领袖的情感、直觉和利益指向什么？

　　面对变局中心的强势政治家，他们将推波助澜，独善其身，还是加以抵抗，或许能为这个不确定时代的走势提供一点蛛丝马迹。

“他会分裂美国人”

　　“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发出著名的告诫：‘邪恶取得胜利的惟一必要条件是正直的人袖手旁观。’”萨默斯在达沃斯接近尾声时这样表达他的担心。在财新记者将他送出采访间后，耶鲁大学教授席勒与他打招呼。席勒回过头问财新记者，“Larry（注：萨默斯名）怎么了，他看起来非常不安。”

　　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前，全球精英阶层内支持特朗普的是绝对少数。在一年前的达沃斯上，就像美国风险投资家Peter Thiel所说，“没有人认真对待特朗普。”

　　一年后，情况出现变化。贝莱德主席芬克（Laurence Fink）被认为是潜在的希拉里政府财长热门人选。特朗普胜选后，他受邀加入特朗普政府的商业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中的不少人曾属于“永远不支持特朗普”阵营。

　　芬克在一场讨论中表示，很多美国人认为过去数十年的政策对他们来说错了，现在看到很多借语言宣示让政策转向的例子。最近美国汽车销售状况很好，中小企业也开始投资了。企业界的乐观情绪还是很高的。

　　投资界也不乏积极的看法，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CPPIB）CEO马勤（Mark Machin）对财新记者表示，当前正在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开端，无疑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现实，但也存在少有的潜在投资机会，应该对此做好准备。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达沃斯行将结束前临时加场，从纽约连线达沃斯现场，时间恰好在特朗普就任演说前几小时。30分钟的对话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对一道走出会场的财新记者坦言，“他什么（有意思的东西）都没说，我本以为他想说些什么，恐怕是担心冒犯特朗普。”

　　当然，特朗普也冲击着商界领袖的神经。已被提名白宫公共关系和政府间关系办公室主任的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是特朗普政府此次在达沃斯的惟一代表，对达沃斯并不陌生的他在一场讨论中表示，“二战”结束以来的贸易体系，让产品大量自由流入美国，美国中产阶层空心化，800万到1000万人从工人阶级变身工人穷人（working poor）。

　　对于特朗普个人，他表示“他有伟大领导者的一些特质”，当然，他的沟通方式不是“这里的人们”喜欢的。但也该看到，美国百姓面临的共同的挣扎，是“这里的很多人”并不感同身受的。

　　话音刚落，听众中间就发出小小的骚动。坐在台上另一侧的私募巨头凯雷创始人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稍显激动地说道，“我努力数十载，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今天却被告知成为精英不是件好事。”

　　另一场交锋发生在桥水基金创始人达理奥与萨默斯之间。很多欧美人士对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受够了，就像上世纪30年代，每个欧美国家都变得很极端。达理奥表示，“类似过去20年那样的全球化，很可能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上。”

　　但看看特朗普所提出的改革最终对谁有利。萨默斯回应道，他建议的税改以美国百姓之名提出，从中受益最大的很可能是企业界和富裕阶层。他还不顾法治原则，威胁一些企业，让它们将工作岗位留在美国。当然，他的政策不会伤害瑞（注：达理奥的名），他在市场上，居于极佳的获利位置上。

　　两周后公布的一份2016年全球对冲基金榜单显示，桥水基金以49亿美元的年度收益位居榜首。索罗斯基金则亏损10亿美元。

　　“我只是指出当前现象是什么，做一个现实主义者。”达理奥坦言，如果班农掌控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白宫会走上一条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军事主义之路，“我对此正越来越担心”。

　　全球商界领袖对特朗普的不满更多通过对美国上一届政府的态度表现出来。前副总统拜登刚走上达沃斯主会场讲台，台下就自发响起掌声，不出几秒，人们纷纷站起，直到数十秒后拜登连说五个“谢谢”，掌声才落下。

　　萨默斯对财新记者坦言，他理解并同情商界领袖面对的压力。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们没有对特朗普鼓励欧洲一体化破裂提出批评，也不愿批评那些针对中国、墨西哥或中东的挑衅性言论，还有太多人赞扬特朗普提名的内阁人选，仅仅因为这些人有商业背景。

　　商界的态度转变并不难理解。欧亚集团创始人布雷默（Ian Bremmer）对财新记者解释道，美国是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一旦特朗普胜选，其掌门人愿意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的意愿就大大降低，更何况还有一系列利于企业的政策被提出。“他们私下的看法可能会不一样”。

　　实际上，跨国企业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一个推文就能让一家500强企业市值瞬间蒸发上百亿美元，不只一家大公司改变了在海外设厂的计划。在布雷默看来，特朗普的视角是，大多数美国公司实际上都是全球的公司——只要看看当它们感到税收政策对他们不利时的做法，“它们需要变成更美国的”。一位不愿具名的瑞银高管对财新记者表示，过去，人类面临很多真枪实弹的战斗，未来，很可能面临越来越多商业战和言语战。

　　“时间会告诉我们谁对谁错。”萨默斯说，“我反对的不是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不阻止其他领域不道德、鲁莽的政策。‘当正直的人找理由去迁就他们明知是错误的东西时，最坏的结果就会发生。’这是来自人类经验的一条教训。”

反思，还是执念？

　　“今年的达沃斯会是很有意思的一届，看看人们会不会有所反思。”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理事会主席特纳去年12月曾笑着对财新记者展望道。

　　面对特朗普胜选，与英国退欧后的情况很像，金融市场调整得很快。在对去监管、税改等政策的预期下，美国各大股指目前仍在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目前，市场仍在欢庆。当现实照进市场，人们会被敲醒。”索罗斯警告称，目前市场不确定性在一个高点，这是长期投资的敌人。席勒亦表示，股市的特朗普效应建基于幻觉之上，人们对特朗普是一个商业老手的认知正带来过度乐观的情绪。

　　哥伦比亚大选教授斯蒂格利茨对财新记者分析称，金融市场攀升并没有将一些风险因素，包括全球秩序、升息风险充分“价入”。“金融市场参与者只看他们自己所处环境，而不是整个社会会怎样。”

　　“当有显著的减税、去监管前景时，市场会有自然的欣快反应。但是我担心‘食糖后的兴奋’正被引入全球经济。”萨默斯说。

　　不过，美国金融市场繁荣的背后，确实有美国经济切实向好的支撑。

　　斯蒂格利茨解释称，至少在经济方面，特朗普运气很好，他就任前刚好经济复苏到2%-3%的长期增速水平。特朗普的一些政策确实对经济有切实刺激，但也有不理性繁荣现象存在，比如基建项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落实并对经济产生效果，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曾面临的困难。

　　布雷默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主任尼布雷特（Robin Niblett）则提供了稍显不同的看法。“我相信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经济会有正面影响。”布雷默表示，他会让美国企业聚焦于美国岗位、美国基建，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能为政策放行。 所以至少在短期内，美国经济前景是乐观的。

　　“我对特朗普的担心，更多不是关于美国经济，而是关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尼布雷特说，他的任期内，世界在地缘政治方面会更危险，但是美国会更安全，美国资产因而会有一定溢价。

　　在达沃斯期间，财新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参会代表关于商界是否应该参与特朗普政府政策制定的讨论。在过往总统任内，受邀参与象征荣耀，然而这一次，不少人就对他们眼中的“特朗普合作者”表达了不满。

　　“我倒认为商界领袖应该参与。”一位英国媒体领袖对财新记者坦言，这至少比让特朗普身边更危险的顾问把控政策制定好。考虑到特朗普与媒体的糟糕关系，以及对“华盛顿内部人”和学者们的不信任，“商界有可能是特朗普惟一会从外部倾听的声音”。

　　不过，她提醒，商业领袖们也要记住，他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公开抗议，或者退出顾问委员会。

　　在特朗普广受抵制的移民法案被推出后，脸书CEO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于翌日首先站出来表示，“没有移民，就没有今天的美国。”随后，美国近百家硅谷科技公司CEO加入反对该行政命令的行列。2月2日，在20万用户因优步CEO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担任商业顾问委员会成员而删除优步应用后，卡拉尼克宣布退出该委员会。

　　在另一端，那些坚持与特朗普抗争的精英们，对于特朗普的看法以及美国过去数十年难言成功的政策和体制，是否有反思？

　　“要说反思还为时太早。”尼布雷特说，他仍然坚持在经济方面的分析，大规模基建和税改很难不引致债务上升。特朗普寄希望于美国企业在减税环境下将资产移回美国投资，带动新一轮美国国内经济振兴。但是，如果同时推出边境税，令贸易承压，特朗普很可能就没法达到目标。“他或许相信，只要他嘴上说了（talk the talk），事情就会照此发展（walk）。我不认为会是这样。”

　　即使包括不少美国精英在内，很多人都承认如果希拉里胜选，不平等日益严重等美国社会面临的大问题不会有显著改观。萨默斯对此辩护道，如果她获选，不少领域会采用不一样的政策，但是，收入分配问题很大程度上受原始力量驱动，很难因美国总统的某项政策逆转。

　　如果如他所说，特朗普税改对普通人来说并不那么美妙，美国社会是否会停留在一个恶性循环中？“确实有这样的风险。”萨默斯坦言，“我倾向于认为将社会带出这样的窘境是伟大领导者的大任。美国向来有能力在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时产出这样的领导人。但是，美国也有超越某些个人的能力——总统也不例外，有一些恒久的价值理念。美国社会的领袖努力捍卫这些价值理念无比重要。”

　　英国人尼布雷特也认为，美国有巨大的内部韧性，如果动物精神能被充分释放，美国一定能走出来。“更大的担心在于全球秩序”。

　　在2016年后，西方精英和百姓间的鸿沟是否能被弥合？“我不认为会被完全愈合。但我希望可以慢慢地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萨默斯说。

“与习主席心更近”

　　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的讲话在令欧美精英们惊喜、欣慰的同时，也无疑让他们中的一些人稍感不是滋味。

　　全球政商领袖对习近平讲话和对全球化的支撑不吝溢美之词。“拜登在听完习主席演讲后对我说，这个演讲如果拿到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可以说服很多民主党人。”IMF前副总裁朱民对财新记者透露。“最敏锐、犀利的一位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注：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随后对我说，‘我真觉得像一个美国总统的演讲，当然我真希望是美国总统在做这个演讲。’ 然后他说了一句深刻的话，‘这个世界真的在变了。’”

　　布雷默将习近平的演讲与特朗普三天后在华盛顿的就职演说直接对比：习主席的说法是，“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特朗普则说，美国的很多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

　　针对无论是来自商界、政界还是其他领域的全球领袖清一色的褒奖，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甚至对财新记者表示，全球精英们在情感上与习主席，而非特朗普更近。

　　当财新记者在采访中提到这一观点时，萨默斯打断道，“我认为并不完全如此。特朗普说了很多对美国企业有利的言论，事实上让很多企业家对他有了一些忠诚度。不过，习主席确实阐述了不少关于自由贸易、经济合作意愿方面的价值观。这些与美国很长一段时间来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吻合，而且是中国过去没有主动拥抱的。”

　　对习近平演讲的语言和策略，全球精英们也是津津乐道。一位美国媒体领袖对财新记者表示，在当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来到达沃斯开篇就引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收效极好，这句话在推特上瞬间“病毒式”传播。

　　另一句让人们印象深刻的话是，“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鲁比尼说。这很形象地展示了保护主义的利与不利。

　　“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这句话给人以前进、进步的感觉。尼布雷特说，特朗普的言论则给人以抵制进步的感觉。

　　欧美过去15年-20年半失败的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全球——其实是欧美——金融危机，现在欧美政治家看起来希望在全球化问题上叫一个暂停。尼布雷特表示，“我希望的是，暂停不意味着后退，不做TPP可以给欧美人时间来重塑平衡。”

　　让布雷默感到“很聪明”的是该次演讲的话题选择和聚焦。“特朗普喜欢谈判对手感到焦虑、站而未稳。”在谈判中，让对手离开舒适区，无疑更容易谈。特朗普通过自己的言论已让欧盟、德国、日本等国“中招”。

　　习主席聚焦贸易这一潜在可以双赢、共赢的话题，丝毫未触及台湾、南海等敏感问题，潜台词是，先看看特朗普政府实际做什么，然后应变。“我认为这一策略是聪明的”。布雷默说。

　　在其后几周中，中国方面都遵循了这样的做法，直至特朗普在他的难民法案遇阻后，于元宵节前后与习近平通电话表达节日祝愿。

中国接棒？

　　“中国支持一个开放、融合的全球体系的立场无疑很受欢迎，但是最终，相对习主席的言论，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实践。如果中国继续对其经贸等方面施加过多限制，我不认为中国已做好成为全球经济合作领导者的准备。”萨默斯这样表示。

　　在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当天上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表示将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等金融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对外资机构继续保持开放的态势，这有利于中国金融业开放。”瑞银CEO安思杰（Sergio Ermotti）对财新记者表示，“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不会是一条笔直的道路，最重要的是保持在这个方向上前进。”

　　安思杰参与了习近平到访达沃斯前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与几家瑞士最大企业负责人的会面。他表示，瑞银于2016年初宣布的至2020年实现中国员工人数翻番的目标目前还未有改变。

　　彭博董事长高逸雅（Peter Grauer）也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扩大金融业开放符合中国及全球利益。虽然还不清楚是否已经有了确定这一进程时间表或重要时间节点的具体计划，但是，如果回看过去两到三年，再向前看，会发现这是中国政府已认定开放大方向的极好例子。

　　过去几年，外资在中国投资环境相对困难。针对这一政策意图和文件是否会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环境的转折点，他表示，从中国的历史发展看，很难说是否有所谓的“转折点”存在，通常是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一个渐进、长期的计划和进程。

　　在变局下，中国的开放步伐可能将更多取决于中国自己。尼布雷特这样认为，允许欧美促动中国开放的很多事物，欧美自己现在正在对其关上大门。欧美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对中国施加多少影响。

　　“从习主席的演讲中我也听出这样的潜台词。”他说，“我们不需要被推，我们不是为你们开放，而是为我们自己开放。而且，我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推进，这样可以保持一种平衡，包括政治平衡，这是不少国家没能保证的。”英国退欧就是关于拿回控制权。中国也希望保有对全球化进程的控制（速度）权。

　　不过，也有人认为，一个相对糟糕的潜在发展可能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所促进。

　　一家北美企业的CEO对财新记者表示，在他评估哪里有投资机会时，“任何可能被贸易战波及的国家都可能是个有趣的机会，只要你相信贸易战会是暂时的，相信市场会过度反应，相信对牵涉其中的国家来说长期看可能有好结果。”有时候面临外部压力，被放到困难局面下，会促使政府“吃下苦药”，加速改革。“当然，我还是希望这一问题能得到理性解决。” 顿了几秒钟后他补充道。

　　不过，被太快“推上”领导者位置也可能给中国带来一定的挑战。布雷默提醒道，没有人应该相信，美国的角色会马上被中国接过。很多人认为当前这样一个“G0世界”是中国想要的，但是，美国和欧洲人不愿或无力继续支撑多边体系，对中国来说也有风险。

　　在他看来，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时代每年“团结”几个国家，但是不用站出来说“我带路”，这对中国来说是比较舒服的。“如果希拉里胜选，习近平也将会来到达沃斯，但不会是今年。”领导地位伴随着责任。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能力很强，企业更“爱国”，因此，中国政府撬动企业、执行经济国家主义（statecraft）的能力比美国强。

　　“但是，当今的很多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他坦言，而是社会层面的，包括中东、难民、恐怖主义等问题， 特朗普政府在气候问题上不会扮演建设性角色。而中国的外交能力、军事能力、科技能力、软实力，还大大落后于美国，中国还面临着巨大的环境、人口老龄化等挑战。

　　中国今年的政治日程也意味着中国不会希望看到任何不稳定因素。他说，“中国还远不具备以一己之力解决或是管控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泰晤士河畔新加坡”？

　　“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你就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2016年10月，英国首相梅用颇为严酷的口吻警告仍存有留欧“幻想”的英国人。

　　1月17日，也是达沃斯第一天，她在伦敦发表讲话，表明其政府硬退欧的决心，并回应留欧派质疑，首次勾勒了退欧路线图。两天后，她来到达沃斯，依旧穿着她喜爱的豹纹鞋，但言语间多了几分友善，“英国是一个着眼全球的贸易国度”，“英国将会对全球大开商业之门”。

　　“这给人感觉昨天还在谈离婚，今天就在谈新男友。”哈佛大学教授Ricardo Hausmann在梅的演讲后对财新记者这样描述他的观感。

　　“这是很有意思的总结。”一位汇丰银行高管对财新记者笑着说。“这两场演讲针对的受众不同，在伦敦的演讲在英国人中反响不错，今天在达沃斯的演讲在这里的人看来也很好。”过两天她还会到布鲁塞尔发表演讲，恐怕不会受欢迎，因为从欧洲人角度来说，他们希望英国受退欧重创，令潜在希望退欧的欧盟国家知难而退。

　　“2016年是让很多人，尤其是英国人感到困惑的一年。”沃尔夫在主持一场讨论中面对英国财相哈蒙德（Phillip Hammond）表示，“英国结果成了成熟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一个。”英镑下跌对制造业出口很好，“只是我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穷了。”预测显示今年退欧也不会对英国经济有很大负面影响，很可能还是正面的。“看起来一切都在顺畅调整中，还可以持续很久吧。”这一番引子勾起台下观众的笑声。

　　索罗斯也持颇为怀疑的看法，“英国目前的情况并不差，但是，随着英镑进一步贬值，通胀会是主导性因素，导致英国人生活水平下降，因为薪资水平没法快速提升。离婚相比结婚，难多了。”

　　芬克则表示，美国国内市场很大，英国似乎是想成为“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

　　哈蒙德回应道，英国退欧和特朗普胜选的驱动性因素不尽相同，反贸易情绪在英国并不强。英国其实是想与欧盟之外的全球各国更自由地贸易。英国退欧更多是关于移民问题，关于从布鲁塞尔拿回控制权。这源于布莱尔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犯下的错误，让英国吸收了当时一轮移民潮的大部分冲击，进而造成英国公众的思维定势。

　　首相梅已经给出了退欧路线。她坦言，“我们也知道，退欧很可能意味着放弃对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与欧盟开展贸易，欧盟和欧元仍然会是强健的，英国也会同样保持竞争力。”似乎是想与美国新政府做法划清界限，她稍作停顿补充道，“英国会留在国际经贸的主流内。”

　　有意思的是，英国上一届政府的财相奥斯本也参加了此次达沃斯，尽管未公开发言，但是仍能在不少场合看见他的身影。相对前首相卡梅隆，他无疑仍受全球精英的尊重。

　　前述汇丰银行高管透露，“奥斯本说得很清楚，退欧公投的参与率很高，结果是清楚的。英国退欧问题不在经济层面，而是关于重新做回英国人。”

　　“我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有改变。”他坦言，公投结果揭晓后我深深地不安，希望能有第二次公投。但是越想，越觉得脱欧后的英国完全有可能繁荣。当然，很可能需要经过数年的不确定才能等来新秩序最终建立，谈判和建立各种安排是关键。

　　让他稍感困惑的是新政府的中国政策，“似乎没有卡梅伦政府那么积极，不清楚这是否只是过渡性的。”不管怎样，英国一直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希望与所有国家自由贸易，包括中国。英国在“中英黄金时代”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努力“没有理由不继续”。

“小不列颠”与离心的欧洲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情况并不像英国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ble）表示，“英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不能被与新加坡相提并论。情况远远更为复杂。”英国只有在欧盟内才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没法变成“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

　　“从欧洲国家角度来说，我们并不希望惩罚英国或是英国人，而是希望把退欧对英国和对欧洲国家的伤害最小化。”他严肃地表示，“但我不是容易被言辞迷惑的人，必要时得秀秀肌肉。德国有一句古话，‘我们从不吃像刚烤好的那么烫的东西。’我和梅相识很长时间了，互相知根知底。”

　　WTO前总干事、法国人拉米也对财新记者表达了类似的态度，“英国在退欧中的损失会远比欧洲国家大。”

　　尽管英国新政府不走保护主义之路的说法让欧洲之外的全球精英稍稍放宽心，但是，人们仍对英国前路不乏怀疑。萨默斯表示，退欧是英国人的选择，做出这一选择的人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全球化的，希望英国成为像香港那样的“全球港口”；另一派则希望英国走向保护主义的“小不列颠”模式。

　　英国政府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和这两个立场。他说，“我认为他们的立场和说法没法避免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我担心，英国如果不能与欧盟保有稳固的关系，也很难与其他国家有深入的经贸关系。”

　　尼布雷特也不无担心地分析道，英国希望和其他国家自由贸易、签订双边协定，但是，英国现在变成谈判中的“开口方”（asker）。“当你处于这个位置，你就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位置上。被问，无疑更有利。”更何况英国在与某个国家谈判过程中，还需要与其他很多国家商谈双边协定。

　　特朗普确实说过会与英国商签双边协定。他进一步表示，但是，英国对美国保有贸易顺差。特朗普曾表示希望与英国有一个“公平的协定”。对特朗普来说，逆差绝非公平的，谈判无疑会很复杂。

　　在英国内部，与欧盟数十年的纽带也让一些具体问题难于处理。牛津大学校长理查德森（Louise Richardson）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保证国际学生，包括欧盟学生在英国读书、就业签证便利是一个重要问题。牛津大学政府学院院长伍兹（Ngaire Woods）在一场讨论中直截了当地对哈蒙德表示，在潜在新签证制度下，英国学府未来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令人担忧。

　　哈蒙德对此强调，来自东欧国家的低水平劳动力流入把英国实际工资水平压在较低水平。英国政府希望限制低技能、非研究生水平的工作移民，对于研究生及以上水平的工作移民仍持欢迎态度。讨论结束后，伍兹对财新记者坦言，了解哈蒙德的难处，只是梅政府需要在移民问题上做出足够的姿态。

　　特朗普胜选无疑给英国支持退欧者更强的信念。布雷默这样认为，如果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赢得今年法国大选，潜在引致欧元区解体，英国退欧恐怕就不会是欧洲发生的最糟糕的事。

　　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速超越美国，为危机后首次，但是，欧元区内的分歧也日益清晰可见。意大利财长帕多安公开表示，欧洲的一大问题是欧元，在很多欧元区国家看来，问题出在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欧元应该是帮助后进国家的，现在却反过来被利用。

　　“这两年我在欧洲各地行走，感到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欧元机制抱有不满，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等南欧国家。2016年出版了《欧元：威胁欧洲未来的单一货币》一书的斯蒂格利茨表示。

　　朔伊布勒则回应称，面对英国退欧威胁，欧盟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健，货币联盟的问题仍在，问题在于各国竞争力的鸿沟，解决方案并不是削弱强健经济体的竞争力，而是弱势经济体必须做艰难的决定。目前为止，关于经济数据改善的新闻“对他们来说太好了”。

　　“我并不认为二轨乃至三轨欧洲是错的，或不可想象的。”意大利前总理蒙蒂坦言，欧洲应该逐步让这样的演变发生。28个经济体很难在世界舞台上发出统一的、举足轻重的声音。

　　英国和欧洲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在2月初的一场议会辩论中，刚访问华盛顿归来的梅受到反对党领袖科尔宾关于梅在移民问题上过于迁就特朗普政府的质询。在指出科尔宾所领导的工党没法从特朗普政府获得美国对NATO等一系列承诺后，梅用一句狠话收尾，“他在领导一场抗议，我在领导一个国家”。

　　在退欧公投前，梅是坚定的留欧派，她曾公开表示：“英国对爱尔兰出口总额高于对中国出口，对比利时出口额约两倍于对印度，对瑞典出口额接近对巴西的3倍。寄希望于通过其他市场来替代英国与欧盟的贸易是不现实的。”

　　是什么让梅在公投后立场大转弯且出奇强硬，让特朗普不惜与全世界为敌也要在移民法案上战斗到底？布雷默直言，在选民极化、民粹主义情绪上升的环境下，他们借社会分裂上台，但无疑缺乏政治资本，或许惟有强势到底，他们才有安全感。“对此，我没有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