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带现在全是胡同，将来一大片高楼都得起来。”1984年，在位于长安街国际大厦22层的“世界之窗”内，一位创业不到10年的美国人望着窗外这样“预言”。屋子里，所有中国人都付之一笑。

　　这位美国人是瑞·达里奥（Ray Dalio），投资家，目前世界最大对冲基金----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很少有人了解，1995年，他将只有11岁的小儿子马修·达里奥（Matt Dalio）孤身一人送到中国，马修成了中国当时年龄最小的外国留学生。那年，瑞创立的桥水基金刚满20岁。

　　全球金融危机最深时，桥水基金登上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宝座，掌管资产已逾1500亿美元，只服务于机构投资者。瑞成为继索罗斯之后，全球对冲基金界乃至投资界的旗手，他也很愿意被看作索罗斯那样的“入世的哲学家”，这令他成为决策者和全球金融市场最愿意聆听的人之一。

　　去年7月，桥水基金给客户的一份内部报告一反桥水此前对中国的看好基调，着重指出中国的债务问题，在全球投资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实，瑞与中国有逾30年的交集，他对中国有着极深的情感和经济投入，也与中国金融高官保持了思想交流。

　　近几年，瑞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慈善。“我做慈善受我儿子影响很大。”他这样说。马修说，父亲开始投身慈善，与“2003年在北京一所中学里听我演讲后的中学生并没有本质不同，由最初的怀疑到问该怎么做”。马修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2001年，马修创立中国关爱基金会，其后数年中，用约1400万美元的投入救助了约 1000名中国孤残儿童。

　　这一对美国父子与中国逾30年的交集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路走来的变化。在低垂的果实慢慢被摘完后，发展的单行线渐渐走出岔路。“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父子俩都这样认为。

　　“加把劲”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2011年的一天，瑞对他在中国的“左右手”、桥水中国区总裁王沿说。前路一侧在他看来是像美国那样乐于给予的社会，另一侧是类似巴西那样两极分化的社会。桥水基金的选择是，在中国推进公益事业。

　　2012年，达理北京基金会（Dalio Beijing Foundation）成立，瑞说服大病初愈的中投副总汪建熙在退休后担任该基金会理事长。今年5月，瑞发动多位中美企业家出资设立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已经开班。

　　该学院脱胎于一次瑞在北京和盖茨的会面，他试图说服盖茨与自己一起干。“当时盖茨稍显犹豫，因为中国这方面的资金已经不少，盖茨说考虑考虑。”王沿回忆道。在随后与马云等中国企业家的饭局上，盖茨提及此事，一桌人都稍显沉默。

　　不久后，盖茨告诉瑞，自己决定参与。捐助计划不久成型，五位中美企业家在5年内每年捐助200万美元，瑞和盖茨共出40%，三位中国企业家共出60%。

　　在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的张罗下，经过几年筹备，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于2015年11月成立，瑞在成立仪式上说：“当我和我的儿子第一次来到中国做慈善时，资金是主要需求。但随着中国的发展，资金已经不再缺乏，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了解如何更好地使用善款，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联合捐资设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目的。”

　　这也是盖茨首次支持在中国建立公益教育机构，他说：“通过发起成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我们希望为那些愿意贡献自己的领导才能、聪明才智和丰富资源的人提供支持，共同消除不平等现象。”马云也出席了当天的成立仪式，“中国公益领域的人才资源极其稀缺。我们必须回到源头，从人才培养开始做起。”

　　2016年5月下旬，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开班，学院第一届董事会主席由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担任，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担任学院院长。

　　把儿子送到中国

　　瑞于1975年创立桥水基金。1984年，35岁的瑞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几年，他与中国金融界接触颇为频密，并与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

　　一次在位于长安街上的当时中国最高楼国际大厦里，他说，这附近现在都是胡同，将来一大片高楼都会立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认为小伙子第一次来中国，胡说八道。30多年后，国贸周边三座在建的超高楼仍在不断刷新“北京高度”。

　　“父亲会说，这只是常识。”马修引述父亲的观点说，中国有超过10亿无比聪明和勤奋的人，只要这些人被赋予工作的自由，并接入市场的力量，这能释放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而资金一定往人力成本低的地方流，中国的市场规模又足够大，中国人完全有权利和美国人赚得一样多。

　　马修是瑞的三儿子，恰好生于1984年。“有些时候，就是有缘！”他说。“缘”字的发音是地道的“京片子”。

　　“我第一次去中国只有3岁。那几年父亲不时到中国走走，有时会带上我。当时，我能吃的只有煮蛋和饺子。而现在，中国美食是我的最爱。”

　　马修9岁那年，一位与瑞有工作交集的朋友顾泽青在瑞的美国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临行前，她提出请马修到中国跟她生活一段时间。

　　“中国，那听起来很不错！”马修笑着回忆，因为在中国，常摊上在美国少有的饭局，“我沾的第一口酒就是在中国。”

　　马修来中国最主要的驱动力无疑还是父亲。“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于是我就被派来了。”

　　马修成为了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外国留学生，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学习，独自一人寄宿在顾泽青家。“父亲希望让我完全沉浸在中国当地人的环境里。刚到中国时，学校里讲鲁迅，顾阿姨英语不错，但也翻译不太明白。”

　　“1996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刚走进校门，同学们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新动物。”“ 但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让我大开眼界。” 父亲在他小小年纪把他放到仍是另一个世界的陌生国度，马修是否曾有不理解？“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那么小离开家人去海外读书会不适应。我的看法是，这事实上是出去看看的最好时间。此时人的心智正在成长、定型过程中，就像学一门语言、一个口音，在一定年龄前接触的，会真正成为你的一部分。我是幸运的。”

　　“当然，母亲在她年轻时旅行经历很多，也一直保有多文化的视角。”马修说。他的母亲出生于一个荷兰裔的美国望族，她的家族姓氏Vanderbilt，至今仍被纽约中央火车站旁的大道沿用。纽约地铁也有一部分是由Vanderbilt家族出资修建。

　　“俗语道，风愈劲、树愈强。 我会说，挑战（磨难）越大，人性（民族）越强。如果你看中国人，那么多曲折的历史经历让他们变得更强。美国人也是如此，大萧条时候成长起来的人心理是最强健的。”马修说。

　　“富足固然很好，但是富足的悲剧在于，会让人变得羸弱，恰恰是挑战让人变强。一段面对挑战的日子，是每个人都应该走过的。”

　　很难断定，瑞的放心，是源于深信“虎父无犬子”，还是愿意在中国身上打一个赌。

　　马修的选择

　　在中国生活一年后，马修回到美国。在临行前的欢送会上，他说他“爱上中国”，因为身边的中国人。

　　“（顾泽青的丈夫）麦叔叔是一位大学教授，有课时他住在学校，但是他几乎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骑自行车来送我上学，然后再骑一个小时返回学校，前后可能要花上3小时。” 马修说，“一些课因为牵涉太多中文字我没法上，学校的几位老师每天会花几个小时给我开小灶补习。

　　此后几年，马修在假期多次回到中国。16岁那年，他以美国知名的“童子军”（Boy Scouts）项目身份在中国一家孤儿院待了一个夏天。期间他发现，只需花300美元，就可以给兔唇儿童做治疗手术；花500美元就可以为一位孤残儿童安排一个寄养家庭。“区区几百元就可以改变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的需求又是如此紧迫，这一发现对小小年纪的我来说，很是震惊。”

　　假期结束回到美国后，马修开始挨家挨户地敲周边人家的家门，“我基本上是对所有愿意听我说的人说，您能不能支持一下这件事。”美国邻里给予支持的意愿也让马修有些吃惊。他获得的第一笔捐赠就达5000美元，为多位孤残儿童安排了寄养家庭。

　　第二年，马修再接再厉，筹到的钱不只为孤残儿童寻找寄养家庭，也为他们做手术。

　　在此期间，马修创立了中国关爱基金会。2001年基金会启动之际，正是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前后，两国关系坠入冰点。“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加强中美民间的交流。”马修说。在此后两年半时间里，马修先后为基金会筹集善款50余万美元，并在天津福利院资助了50名孤残儿童前往静海县寄养。“此外，基金会还出资为15个病残孤儿进行了治疗。”

　　“记得有一次，我在孤儿院里看到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她有着整个孤儿院的孩子里最明亮的眼睛。我了解到有一个美国家庭希望收养她，但是没有钱飞来中国把她接回美国。于是我们出钱帮他们完成了这个愿望。”

　　这段管理基金会的经历对年纪尚小的马修也是一个极大的锤炼：由于需求巨大，筹到的资金有限，马修必须在选哪些孤残孩童做手术上做出抉择。“我何德何能，有权决定哪个小孩应该活下去？但是，我别无选择。”

　　2005年，马修登上了美国知名的《人物周刊》青年版的封面。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也关注过他的事迹。

　　曾为马修工作的中国关爱基金会前员工王晓更对财新记者说，“我认识麦修是在2002年，当时他19岁，已经在哈佛大学念一年级。听了朋友介绍他的故事后，我就义不容辞地做了中国关爱基金会的第一名员工。”

　　“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他做的事是我们中国人、成年人、父母亲该做的事。所以他能感动无数美国人为他捐款，投身到帮助中国孤儿的事业中。”

　　2003年，在王晓更的安排下，马修登上了北京一所中学的演讲台。那年春天，中国刚刚经历过“非典”的洗礼。面对400多名中学生，马修在演讲开始时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做过志愿者？”一片寂静的台下，只有两只手默默举起。

　　“是震惊，更是动力。”马修说。演讲开始时，“同学们对我的作为有很多怀疑和不以为意，问‘我们为什么要做’。”马修在演讲期间放了一段视频，并表示，做公益并不一定非要捐款，付出的也可以是时间和爱。

　　“演讲结束时，那些孩子已经站到过道上，甚至站到椅子上，问‘我们能如何参与’”。马修回忆道。

　　“关键是帮助他们打开那扇心灵之门，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出一份力。”中国人能否重新成为“乐于给予的人”，取决于人们的选择。世俗或人心绝非问题，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没有人向他们展示这样的可能性。

　　“我受儿子的影响很大”

　　儿子小小年纪开办慈善机构，父亲是否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金钱上很少”, 马修说，“但是情感上很多，还有很多关于如何管理一个机构的指导 。”

　　父亲的无条件支持在马修看来原因很简单，“父母都希望支持他们的孩子，他看到我有这样一项热爱的事，希望鼓励这一点。”

　　事实上，瑞不仅对儿子的慈善努力给予支持，自己也在因儿子改变。近年，他将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做慈善上，马修的母亲现在已经全职做慈善。

　　2008年，达理奥基金会（Dalio Foundation）成立。2011年，瑞夫妇加入了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誓言”，承诺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用做慈善。

　　在加入声明中他们写道，“最开始，我们也感受到无法保证生活基本所需的焦虑。当我们赚到更多钱，我们感到拥有更多财富的价值在递减。我们意识到，在保证生活基本所需——包括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健康、令人兴奋的想法——之外，拥有更多财富——尽管很不错，却并非那么重要。我们发现把富余的财富给予那些仍处于极度短缺之中的人，既是一笔好的投资，也是一份巨大的满足。”

　　不同于他的夫人，瑞出生于一个谈不上富裕的意大利裔移民家庭。

　　美国知名慈善网站 Inside Philanthropy评论称，“就像我们经常写到的，如果父母一代没有散财，儿女一代也将散财。”

　　“你对孩子可能做的最坏的事是就是让他们在财富上“信马由缰”，就好像扔给他们好几瓶龙舌兰酒，这绝不健康。”马修说。“我最不快乐的一段时间恰恰是在高中期间，金钱进入了我的生活时。”

　　“父亲最有热情的公益活动，一是海洋保护，二是（在中国的）公益学院。”马修表示，过去中国人并不富裕，慈善对中国人还相对陌生；现在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不少慈善家，但需要一个地方，互相学习怎么做中国式的慈善。在美国有几个这一类型的机构，且已存在很长时间，中国也需要能机制化此类学习过程的公益基础设施。

　　瑞早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就在第一时间以个人名义捐款100万美元。瑞当时曾向还未加入桥水的王沿咨询，捐多少合适，王沿说50万，瑞二话不说，将数额翻倍。

　　在中国，除为公益学院出资之外，瑞近年还定期为多个项目捐款，包括帮助智障人士的“融爱融乐”、关注郊区民工学校的“蒲公英”项目等。

　　“我做慈善受我儿子的影响很大。”瑞常说。

　　“这是他的说法！我可不想在别人的努力上邀功。”马修回应道。在他看来，父亲因为他做的事也投身慈善，与那年北京高中里举起手来的孩子们并无多大不同。他们看到了这一努力的意义，感受到了快乐，进而充满力量。

　　“这也是父亲的生活哲学。他撰写的123页的《原则》在投资界广受推崇，居于核心的正是他常说的两样东西：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

　　长期趋势判断未变 

　　瑞因成功预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成名，桥水基金也在危机最深时坐上全球对冲基金业“第一把交椅”，并经危机“一役”，成为全球约两万个基金中不到10个赚钱的基金之一。

　　桥水基金面向其客户的旗舰研究刊物Bridgewater Daily Observer（BDO），在业内获得极高评价。去年7月，BDO因谈到中国面临的债务等诸多挑战，被部分媒体解读为桥水对中国看法转向。一位与瑞及其家庭有长期接触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瑞对中国长期趋势的判断自1984年第一次来中国就没有大的改变，“不然也不会把十一二岁的儿子送到中国”。

　　今年3月，桥水在上海自贸区登记注册的投资公司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公司两年前已开始着手设立。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这类基金将在中国境内募集资金、在境内投资，暂不涉及外汇资金的管理问题。

　　“对中国，看起来父亲将会有更多投入。他对于为中国做些事，有很强的意愿”马修说。

　　在今年1月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瑞在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同场讨论中提出，中国正在经历四大调整或挑战：债务挑战、增长模式调整、资本市场挑战以及国际收支平衡挑战。在可能持续三年的这个调整期内，中国对于全球增长是一个净负面的贡献力量。“但人们把本来正常的中短期挑战与调整，与中国的长期前景混淆了。”

　　“人们通常聚焦于当下的特定问题，忘记了潜藏着的更大的力量。”5年前瑞这样说道，“这恰恰是让我们陷入债务危机的原因。这就在今天，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