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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沃斯看中国

2015年是中国经济颇不寻常的一年,增速25年来首次“破七”,金融领域风险不断。岁末年初,汇市、股市的双重振 荡引致全球市场共震,愈发强化了去年夏天股灾和“811”汇改后海外某些人士对中国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疑问。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下称达沃斯)于1月20日-23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召开。达沃斯比往年更冷,悲观情绪比往年更浓。

尽管今年达沃斯的主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但是,参会者无疑更为关注全球经济动荡背景下的中国走向。会议议程也反映了中国的重要性,关于中国经济的专场就有近五场,多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场次则逃脱不了中国话题。“完全不像10年前,中国还只是达沃斯的一个‘边缘秀’(sideshow)。”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财新记者感慨道。

达沃斯小镇发生的事也在国内荡起涟漪。索罗斯的“做空亚洲货币说”引来国内媒体猛烈抨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试图借“(国内股市)估值仍然丰厚”平复海外对中国股市暴跌的担忧,却引来国内股民不满。

少有人不对中国面临的短期挑战心存担忧。但是,看好中国中长期前景及对全球积极作用的仍大有人在。在每年达沃斯的保留场次“世界经济展望”分论坛中,分别深度参与2015年中国的亚投行和SDR两项努力的英国财长奥斯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继续坚定支持中国。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他们是在打赌,奥斯本对财新记者回应称,尽管中国增速在放缓,但是在目前增速水平下,中国仍然将在2020年前增长出一个德国经济的体量。“我们必须做好在中国成长、自我重塑的过程中,飞一场长途旅行的准备”。

拉加德亦回应,中国的演变和转型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一些颠簸,“我们需要习惯这些波动,这是中国转向我们都希望看到的更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一个正常、必要的过程。”

这并不只是政治姿态。散场后,诺奖得主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对财新记者说,在中国的长期前景问题上,“我与奥斯本完全站在一起。”就连向来更愿意针砭时弊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也在以比往年更精彩的英式幽默主持完该分论坛后,认真回答财新记者道,“从长期来看,我愿意在中国身上下注,我相信中国人。”

达沃斯论坛期间多数关于中国的讨论充满担忧,主要聚焦于与近期发展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中国增速和经济再平衡、人民币汇率、中国与海外的深度联动和对中国的沟通挑战。相比之下,中国从去年开始加速的国际经济治理努力没那么紧迫,但亦是热门话题。

在达沃斯,关于中国,人们说了些什么?对于中国注定不平坦的2016年又将有多大的建设性意义?

I.转型的故事

争议GDP增速

达沃斯开幕前一天,2015年中国GDP增速公布。6.9%的数字很难说是解答了参会者的疑惑,还是加深了他们的担忧。

IMF在达沃斯开幕前夕发布的2016年1月期《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中国增速将从2015年的6.9%下降至2016年的6.3%。“两个翻番”目标既定,6.3%的预测与6.5%的“十三五”增速下限是否相容?一位IMF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考虑,“但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近年带领瑞银深耕亚洲业务的瑞银财富管理全球总裁策尔特纳(Jürg Zeltner) 对财新记者表示,“我们的很多中国客户都告诉我们增速数字是高估的”,因为从其他很多指标来看,增速都没那么乐观。

因准确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被冠以“末日博士”之名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财新承办的“中国商业环境”分论坛上表示:“过去几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是软着陆,也不是硬着陆,而是颠簸着陆。”当前增速不会是7%,而是在6%多一点的水平。

方星海在彭博承办的“中国经济去向何方”分论坛上就增速表示,“我承认我们的统计数字总可以更准确,但是让我给你们一个支撑性的数据,2015年中国税收收入上升了6.6%,这离6.9%的增速并不远,意味着统计增速离真实增速差得并不多。”

在财新举办的早餐会上,参会嘉宾的讨论着眼增速趋势,并提出建设性方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Ken Rogoff)表示,中国历年来的增速数字如此平滑,很难让人相信。很可能一些年实际增长14%,但统计数字为10%;另一些年实际增长5%,被说成9%。

沃尔夫坦言,中国一直以来的增速数字给人以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经济周期的幻觉。增速从过去的10%平滑过渡到当前的7%,对于那么大、如此复杂、正经历巨大转型的一个经济体来说非常不合常理,“更何况数字又出来得那么快”?

罗格夫建议,中国可以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往前回溯调整历史增速数据。“每个主要经济体都在修订数据(recasting)。看英国,当时统计处于衰退的一些年份现在发现其实增长得很快,反之亦然。美国也是如此,不少修订幅度都相当大。”

考虑到英国经济规模远远小于中国,总的来说更容易测度,“比如我们一直在修订增速数字,中国几乎从不修订令我感到很奇怪。”沃尔夫直言。“做了调整后,才能对当前数据有一个更诚实的对待,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速差异才不会显得那么刺眼。” 罗格夫称。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进一步表示,分析师、媒体也不能干等政府开始修订统计数据,而是要基于现有数据做更好的分析。比如标准的九产业产出数据,如果拿掉金融业,2015年的增速只有6.2%。

中国GDP构成中,服务业占比在上升,增速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服务业,包括金融业。但是,金融服务业的GDP测算是很困难的,近年英美等国对此有切身体会,很多数据十分具有误导性的。沃尔夫说,考虑到中国过去一年股市巨幅波动,“我至少对这部分会有怀疑。”

争辩“再平衡”

相比增速,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明显更为在意。

索罗斯每年都在达沃斯的个人晚宴上发言,今年晚宴开始前,他见到财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只要转型问题解决,中国的中产阶级就能成型,形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决定中国的走向。

在达沃斯开幕前的最新一篇专栏中,沃尔夫写道,中国的再平衡不是没在发生,就是实在太过缓慢。方星海借此将话题引向中国转型,“沃尔夫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并不同意他的中国并未在转型的看法。”中国的投资在GDP中占比已在下降;消费占比在上升,去年达到52.5%,5年前,这一数字为49%。“人们也许会说,3个百分点的变化太慢了。我同意,确实可以更快。但是,我们是在朝正确的方面前进。”

“我与方博士的观点分歧主要在于中国的转型是否足够快。”沃尔夫说,在当前速度下,再平衡可能需要10年-15年——以5年3.5个百分点的速度,中国消费占GDP之比要上升到韩国近年稳定的约65%的水平,需要15年,更不用说达到德国或日本近75%的水平——“看起来是太慢了”。中国债务占比GDP已从两年前的250%上升到现在的290%。这15年间,能否保证债务问题不因任何风险事件而引爆危机?

“中国的再平衡已进行了10年。”斯蒂格利茨表示,记得10年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关于“十一五”的讨论中就已提到。“转型还是在转,就是比较慢。”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对财新记者表示,“如果消费占比往下掉,那才是真的转型失败。”

由投资向消费的再平衡为何如此重要?

消费增长比投资增长更稳定,不容易产生阶段性的繁荣和萧条,虽然不直接促动经济增长,但是代表国民富裕程度。沃尔夫说,中国过去10年的消费增长较为稳定,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应该有信心。“但是,中国投资增长那么快,有两个原因令我紧张。”一是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债务支持的,投资增速一定程度上代表债务累积速度;二是投资是GDP中进口密集的部分,投资一旦放缓,对海外有更大的影响。

鲁比尼认为,中国决策者目前仍在因为要满足“两个翻番”的政治目标而希望让增速保持在6.5%以上。在6.5%、甚至7%的“军令状”下,中国的改革只能比理想情况做得慢,最终带来更大的问题, 让经济放缓得更多。

不过,也有乐观者。“即使中国增速不是接近7%,而是在6%到6.5%之间,我仍然相信,中国花一些时间,会完成转型。”拉加德说。

2月3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宣布,中国2016年增长目标定在6.5%-7%区间。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是否还会为“十三五”订立一个高于6.5%的增速目标?海外将与国内一同关注。

II.人民币汇率困局

做空者的逻辑

人民币汇率无疑是本届达沃斯最热门的话题。中国经济较弱的基本面、较强的贬值预期,令中国央行面临海外做空、企业用汇、居民换汇三方面的显著压力。

索罗斯在其晚宴讲话中,针对来自彭博的主持人就当前市场环境下他可能如何操作的设问表示,“我已经不在市场中(从事投资),因此不了解具体市场细节,所以,我会做空(美国)标普指数,做空原材料生产国的主权债,做空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做多美国政府债券。”

不日,这一言论就被中国官方媒体解读为索罗斯已大举做空人民币。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主席约翰逊(Rob Johnson)对财新记者表示,索罗斯此言并不是想激励做空者,而是针对基本面问题的思想试验。不过,这一言论似乎也为此轮海外做空人民币之举掀开了盖子。此后几日,有不只一位海外知名对冲基金负责人高调披露做空人民币的“成果”或部署。

人民币并不存在长期大幅贬值的基础,包括鲁比尼在内的不少人士都认同这一观点,做空者何以孤注一掷?

“这是一个非对称性的赌注(asymmetric bet)。”一位海外大型长期性投资基金的亚洲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表示,中短期内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是“极为不可能的”。

他转述近来在海外颇有市场的一种逻辑称: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增长;中国也必须有一定的增速,不然,债务、金融、就业方面都可能出问题。这意味着,考虑中国债务状况和财政政策立场的约束,除非供给侧改革或国企改革有显著推进,不然就需要借助降低利率来维持增速。

而在资本账户并不紧闭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偏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必然下降。市场上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利率水平可能不得不下降至零。如果继续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很可能需要进一步大规模消耗外储,甚至带来人民币急剧贬值。

基于这一逻辑,“海外一部分市场人士加了很大的杠杆来做空人民币。”该人士称,因为单从基本面分析,做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肯定不会亏钱,只是赚钱快慢的问题。

当然,考虑中国央行的干预,“前三个冲上去的营会被屠杀。”就像当年做空港元一样,罗格夫指出。因此,会有一些投资者先买进做空头寸,然后期望通过“说空”,引导更多人加入。

当前,事实上并不只有人民币遭受攻击,除港元,沙特也面临拥有巨额外储仍遭受攻击的窘境。罗格夫说。

资本外流困局

在此情境下,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一个主要的担忧是资本外流引致的外储流失。

沃尔夫表示,过去几个月近5000亿美元的外储下降,暗示有很大程度的资本外流。根据国际金融业协会(IIF)的测算,2015年约有7000亿美元的资本流出中国,2016年1月的资本净流出高达1130亿美元。

李稻葵指出,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下,只需要6000万人——两个北京市的人口——这么干,外储就可能被搞光。

居民换汇带来外储减少,但未必引致资本外流。“我们认为,目前的资本外流主要有三个原因。”摩根士丹利亚洲CEO孙玮对财新记者称,人民币贬值预期、美联储升息,以及中国企业到海外购买资产的趋势,“最近有很多很大的交易”。

李稻葵表示,根据他的计算,去年中国资本账户损失达6500亿美元。“这个钱,我相信绝大部分还不是家庭干的,更多是企业,还不是外资企业——如果中国政府抓他们,他们还做什么;也不是小企业,他们不懂;我看就是大企业,包括央企,在国外有分支机构,通过投资,把钱带走了。”6500亿美元中,合理的投资需求“撑死1500亿美元”,剩下5000亿美元都是热钱。

不过,在策尔特纳看来,大多数中国的资产仍然绑定在不动产等较难离开中国的资产上,“我们能帮助管理的也只是一小部分”。这小部分中,资产在快速向海外多样化配置。此外,很多国际投资者仍然很想进入中国这个中长期看仍很有吸引力的市场。

不过,一位韩国媒体领袖对财新记者表示,很多在中国投资的韩国企业家过去部分由于中国对外汇汇出的限制往往把在华收入继续投资于中国。但是,近来他们开始密切关注中国企业的动向:为什么中国仍在增长,但中国人在把钱往外拿?

英格兰央行估算,中国一旦放开资本项,中国的总国际投资头寸会从当前不到全球GDP5%的水平上升到10年后的超过30%。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财新记者指出,中国的决策者低估了在全球投资者较为普遍的反本国偏好(anti-home bias)。10年内,中国投资海外的胃口可能10倍于海外投资中国,这是全球一个巨大的潜在不平衡。

一位中国参会嘉宾表示,真的要让人民币不出走,就得在国内给民营经济更大的信心,GDP新增部分、尤其是一些服务业行业要放得更开。

建言央行应对

在此情况下,为此承担了直接责任和巨大市场压力的中国央行何以走出困局?

几乎压倒性的意见认为央行在汇率问题上应有更好的沟通;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也是短期应对的必要组成部分;依靠大幅贬值获取竞争力并不可行;必要的贬值关键是要有控制。

在“世界经济展望”分论坛中,一贯言辞谨慎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就中国货币政策表示,考虑到中国的通胀率仍较低,经济仍在增长但在减速,采用支撑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十分合适,“问题在于人民币汇率与货币环境,我认为中国的决策当局在某种意义上有所挣扎”,一方面要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另一方面要维持支撑性的货币环境。“在这样的矛盾局面下,资本管制对管理汇率和国内货币政策环境是有帮助的,是一种合适的方式。”他说。

拉加德紧接着表示,过去几周中国采用的一些宏观审慎措施是合情合理的,否则巨量的外储使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李稻葵认为,对于不合法的跨境资本流动应该以“反腐的力度”打击。中国从未承诺资本项完全可兑换,一些仍不可兑换的项目,如组合投资,口子一开,往往是洪水猛兽,这些方面导致资本“漏出”的行为,要狠抓几个。

中国的基本面要求人民币在中短期内有一定的贬值,但是,管理贬值风险的关键是“有控制的”,如果敞开资本项大门,肯定不是有控制的。前述海外投资基金人士表示。

“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可以倒逼金融改革,这个逻辑我理解,但是,这是有风险的。”沃尔夫提醒道,这不仅是对中国,更是对全球。中国每年的国民储蓄规模在5万亿美元左右,为美国的7倍,在全球遥遥领先。如果资本账户开放及汇率改革的进程管理得不好,会向全球其他地方输出很严重的金融和经济调整危机。

对于试图通过一次性大规模贬值提振出口的做法,弗格森表示,如果是10%以上的贬值,对于世界,尤其是新兴市场会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李稻葵分析称,当前这样做于人于己都不利,人民币汇率现在是国际上人人都盯着,人民币一贬值,越南、哈萨克斯坦、泰国都跟着贬,中国捞不到任何好处。 而且,今天的情况与 1998年时很像,美元强劲,新兴市场承压。“今天,中国同样有责任保持汇率相对稳定,来防止竞争性贬值可能促发的危机”。

针对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努力,拉加德表示,中国改变了汇率形成机制,但是,对于市场来说,重要的是沟通的明晰性、确定性以及统一的信号。换句话说,明确澄清这个机制是怎样的——到底是对怎样的货币篮子,会是设定、管理市场预期的正确做法。

在中国还不在国际投资者雷达上时,不透明的做法是可以行得通的。李稻葵表示,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太大,市场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决策者和银行家,把声音留给其他并不权威、甚至不专业的机构,绝对没有帮助。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前几天在香港的讲话很有意思。”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对财新记者说,“‘中央银行的立场应该是明确、透明的,不然,市场会与你作对。如果你做到这一点,市场会与你合作。’当然这一说法是简单化的,但是至少需要有一个明确、透明的核心政策立场(core position)。”

2月13日,周小川在“811”汇改半年后首次发声。他在《财新周刊》的专访中针对人民币汇率、资本管制等问题做出了立场鲜明的回应,无疑也回应了对更好的沟通的呼唤。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未竟

达沃斯论坛召开前后,汇率形成机制一直受市场高度关注。央行于年初开始重新实质性盯住美元的做法让市场颇感言行不一。

罗格夫认为,让人民币币值保持对美元相对稳定是眼下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痛点。如果当前采用的参考而非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做法,仍然是为了尽可能让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这会是一场必败的战役。拉加德亦表示,给人以幻觉的对美元的锚定必须被摆脱,沟通在这一点上尤为重要。

朱民也对财新记者表示,在当今全球市场关联很密切,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浮动汇率是防御风险和危机的第一道战线。过去18个月内,俄罗斯在油价冲击下,卢布(对美元,下同)贬了约70%;巴西雷亚尔贬了约50%;印度是石油进口受益国,卢比仍在外部资本冲击下贬值近30%。

“如果这三国是固定而不是浮动汇率的话,他们的经济可能已经垮掉了。”从盯住美元,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是中国非常重要、有战略性的金融改革,这一进程在过去12个月内大大加速,现在应该继续往前走,这对于稳定中国和世界经济都非常重要。

不过,汇市局势往往可能风云突变。达沃斯论坛结束后,对强势美元的预期分化以及周小川的强势发声令短期内人民币贬值趋势得到缓解。英国商务国务大臣、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Jim O’Neil)对财新记者表示,去年11月开始美国的一些先行指标就预示美国经济在放缓,随着这一趋势现在越发明朗,此轮几乎看不到尽头的美元升值将不再是市场的共识。一旦美元对欧元汇率突破1.2:1,美元对日元汇率突破1:115,“做空人民币者就有麻烦了”。

2月初,美元对欧元和日元汇率均开始下跌。2月10,美元对日元汇率突破1:115。“美元强势不再以及对美联储今年升息次数更少的预期,确实对于中国央行是有帮助的。”约翰逊表示。

不过,奥尼尔认为,尽管市场对美元走势预期出现分化,但美元贬值仍难言趋势,中国央行最聪明的做法是借此锚定一篮子货币,并采用更大的波动区间。对于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等人提出的在锚定一篮子货币基础上设定一个上下7.5%的波动区间,或不对外公布这一宽幅波动区间的做法,奥尼尔认为这是“颇有意思”的建议,但是,决策者最不应该诉诸的就是给出一个“明确定义”的范围,“市场保准会追向它”。

李稻葵也认为,可以采用宽幅波动区间的办法,不过得明确宣布采取这一机制。而且,考虑到当前美元流动性短缺,各国外储匮乏,如果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稳定了,其他国家就会比以往更愿意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能起到推动作用。

策尔特纳表示,波动性是市场化改革需要付出的成本,高层决策者需要意识到,更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后,政府不能再控制所有的事。

投资者需要逐渐习惯人民币汇率更大的波动性,并通过对冲或其他工具来管理风险。孙玮称,当前人们对贬值赋予了太多的恐惧,忽视了这一改革好的方面。

建言金融监管改革

2015年夏天的股灾,年底的众多金融风险事件,以及2016年初的股市熔断,令海外对中国金融监管的能力颇有质疑。

金融市场总是存在很大波动性,与实体经济的关联也往往有限,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本质上并不会与海外市场有根本差异,但是,监管会影响波动幅度,如果监管规则设计得不好,会放大而非减小波动。

孙玮认为,市场会以自己的节奏、方式运作。新的监管规则的推出不能“急就医”,新规则应经过深思熟虑,制定过程应更开放,更广泛征询意见,其推出要有必要的步骤程序。往前看,注册制的推出也应如此。

“中国的决策者总体上低估了金融事务的复杂性。”弗格森表示,非金融行业的发展演进相对还是容易塑造的,金融问题则较难,往往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即将于3月召开的“两会”期间,中国可能将重塑金融监管架构,这是不止一位参会者的“直觉”。作为2008年危机后被英国政府赋责设计新监管架构的独立银行委员会(ICB)的5位成员之一,沃尔夫给出了他的思考。所有模式都不可能完美,都有利有弊,相比具体的架构,监管文化和合理监管的决心很可能更为重要。

“但是,我也越来越认为,将银行体系的监管整合到中央银行之下,更显合理,”这是基于央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及当前日益重要的宏观审慎监管要求,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监管机构和制度的特定情况。基于此,英国和美国分别将英格兰央行和美联储作为核心的监管机构,“我也认为将监管权限更大程度地统一到人民银行下的理由很强——这是中国最好的经济管理机构。 ”

针对近来中国跨行业资产管理领域不断衍生的风险,他认为,这进一步强化了人民银行统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由。“不然,银行体系被监管得极为审慎,很多金融活动都转到未有充分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到头来更容易摧毁整个体系。”这在当前监管机构地盘意识很强的情况下更有必要性。

不过,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认为,单纯将机构整合起来,不解决监管文化和政府权力的问题,很难根本地解决问题。目前打击腐败行为和寻租空间的举措对此应有帮助。

III.中外联动和中国沟通

中国与全球“共震”深化

达沃斯开始前,全球市场刚经历了两周的“惊魂未定”,来到达沃斯的嘉宾带着观点而来,也急迫地想从中国参会代表和其他参会者口中获取一切关于中国的蛛丝马迹。

在四天的会议接近尾声时,沃尔夫评论道,相比市场情绪,“(这里的)人们似乎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担心”,或许中国是隐藏在多个其他主要担忧背后的担忧。

在公开发言中,嘉宾们针对中国表达的看法还有所保留,谈及2016年全球经济最大风险几乎都会拉上油价波动和美联储升息,但是,在会场内外的私下谈话中,不少人士纷纷坦言中国就是最大的风险因子。

前述海外投资自己人士指出,中国股市市值是新兴市场股市市值总和的75%,与中国增长状况相比,巴西是增长6%还是衰退 3%,都显得没那么重要。

前述韩国媒体领袖表示,对韩国建筑设备业、澳大利亚铁矿业、智利铜矿业来说,来自中国的需求好像完全停止了,已有规模不小的韩国企业因中国建筑业增长放缓破产。中国确实仍在增长,但也在经历巨大的结构转变;如果有一些国家居于“错误”的全球产业链区位中,会面临极大困难。韩国贸易的三分之一是与中国,“如果中国出现危机,韩国也会跟着下沉。”“我对中国政府的管控能力此前有90%的信心,现在只有50%。”

索罗斯预测,中国是全球性通缩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另两个是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各国竞争性货币贬值。不过,一位接近索罗斯家族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索罗斯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如对投资、对欧洲和俄罗斯的了解那么深,“现在负责管理他的基金的他的儿子也比他更了解中国”。

在索罗斯之外,当前最受全球投资者关注的是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Ray Dalio)。他在近年频繁来到中国,多次接触中国决策高层。去年7月,他写给客户的内部报告一改此前对中国的看多,在全球投资界掀起轩然大波。

在与拉加德、方星海等人的小组讨论中,他的公开发言难言刺耳,但仍与方星海撞击出一些火花。

他表示,中国正在经历四大调整或挑战:债务挑战、增长模式调整、资本市场挑战以及国际收支平衡挑战。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反复发生的事,美国就有过三次大的债务危机,也经历过经济摆脱对钢铁和重工业依赖的调整,亦有过不止一次国际收支危机。“人们把本来正常的中短期挑战与调整,与中国的长前景混淆了。”

不过,他认为,在可能持续三年的这个调整期内,中国对于全球增长是一个净负面的贡献力量。

“如果中国是一个负贡献力量,那么哪个国家对全球增长是个正向的贡献者?”方星海反问。

“我不认为当前有一个火车头。”达里奥说,即使是美国,随着美元汇率上升及股市下跌产生的负向财富效应,也将经历更低的增速。考虑到中国当前相当于一股通缩力量,各国都应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美联储最近的决定,意味着全球对中国也是一个削弱力量。

“这正是我想说的,各国同在一艘船上,必须在政策层面协作。”方星海称,尤其是中美,必须在货币政策上协作。

达里奥就此表达的看法则更为现实,政策协作,尤其是货币政策协作在当前是个挑战。由于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各国都更多依赖汇率变动,这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货币战争,而非货币协作。全球无疑将进入一个汇率波动性更大的环境。

朱民亦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外部冲击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浮动汇率是防御风险和危机的第一道战线。由于中国体量巨大,这个过程一定是艰难的。

中国沟通待改进

“这里的人们对中国了解的匮乏程度让人吃惊。”斯蒂格利茨说,没有多少人在中国呆了足够多的时间,来自中国官方的沟通又极为有限,对于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海外媒体,这些信息往往是参差不齐、甚至扭曲的。

当前环境下,中国对海外的沟通为何重要?在拉加德看来,不仅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的增长模式和结构转型极为复杂,也是由于治理方面正在发生剧变。持续的反腐努力对经济体自上而下的运作都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决策时人们会把由此而来的一些风险也考虑进去。因此,“中国决策层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这是市场不希望看到的”。

中国经济日增的规模及对外联通度意味着中国与海外的双向影响也在日益强化。尽管中国2015年的贸易顺差只占GDP的约3%,但是,进口和出口规模分别占到GDP的约20%和15%。罗格夫认为,考虑到中国的资本账户已处于半开半关状态,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已高度依赖贸易,一旦收紧资本账户,对增长会有极为不利的影响。 规模日益庞大的海淘、海外旅行消费、海外求学生活开销,使得中国经济与海外关联度比统计数字显示的更高。

而在市场方面,离岸市场某种意义上的超前发展使得海外市场对于在岸市场有较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海外对中国的发展愈发敏感,政策及投资决策越来越受中国状况的影响,这些决策及由此而来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中国国内。

在当前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外界对中国的变化有一些过度反应。朱民说,中国可以做更多的解释,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从而不至于夸大这些波动。

对于中国决策者目前为止的沟通努力,海外如何看待?此行达沃斯,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以及方星海担起了向世界解释中国的重任。

尽管已从中财办到证监会任职,但方星海显然带着高层决策者的任务而来。他坦承,“在沟通问题上,我们应该做得更好,我们在学习,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来沟通的。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与同市场无缝沟通并不匹配,大家需要有耐心。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中国也有学习的能力。”

不过,与美国今年派赴达沃斯的包括副总统、国务卿、财长、防长等在内的“超豪华阵容”相比,中国今年似乎是有意选择“保持一个较低姿态”。弗格森观察道。“争议不是不出来沟通的理由,争议恰恰是出来沟通的理由。”杨荣文表示。美国在今年达沃斯上也面临不小的尴尬,总统大选热门候选人和美联储12月的升息均被诟病纷纷。

中国决策层整体的对外沟通“的确做得不够好”。沃尔夫认为,中国所谋之事现在有巨大的全球影响,沟通方式必须有所改变,过去的方式不是运作一个现代经济体的好方式。中国政府往往希望保留越大的自由裁量权越好,鲁比尼观察道,但是,无论是货币、汇率,还是股市政策,都必须有所抉择,“需要逐步转向一个透明、开放、规则导向的决策机制,让人们认为政策是可以信赖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参会者表示,中国较为刚性、各管一摊的管理体制令决策和沟通较为封闭、路径依赖较大。中国决策者的个人能力毋庸置疑,但是,体制在当前环境下的适应性有待提高。

IV.国际经济治理努力

亚投行的期许

2015年,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出击”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少有亮点。达沃斯开幕前的周末,亚投行正式开业。尽管多数参会者对亚投行及其筹建阶段的成绩给予肯定,但是,金立群仍面临不少基于现实难题的挑战,乃至“敌意”。

在与印度、印尼财长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前总干事等人关于亚洲基建的小组讨论中,一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在问答环节设问,怎样保证亚投行是一个非政治性的机构?

金立群回应称,亚投行的治理架构与其他多边机构并没有多少不同。“如果你质疑亚投行,你也得质疑所有多边机构。如果你认为亚投行是中国一场外交胜利,我会说这是所有57个创始成员国的一场外交胜利。”散场时,金立群恰好经过这位记者面前,“希望我没有吓到你,”金立群面带微笑地表示。

针对在发展中国家搞基建面临的政府能力不足和政府易帜挑战,金立群表示,亚投行的“能量”确实与被投资国的能力相关,但是政府执行能力可以被培养,亚投行会通过出资帮助培训相关人员等努力克服这一问题。政府连贯性当然很重要,但是即使政府换了,只要负责项目执行的体系或机构仍然可以正常运作,就没问题。

仿佛是想给海外投资者注入信心,两位财长亦从政府角度做出回答。印尼财长班邦(Bambang Brodjonegoro)表示,该国已建立印尼担保基金,若政府换届,项目无法继续,新政府必须通过这个基金对项目相关方给予赔付。这已写进法律,在长至20-25年的项目周期内,这个基金都会保驾护航。

印度财长贾特里(Arun Jaitley)的回答则更显“自信”,“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确实碰到过此类问题,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当前争议解决机制已很完备,政府很难轻松推翻既定项目。当前,“我们也在制定一个新的快速争议解决机制的过程中”。

该场次结束后,一位亚行高管对财新记者说,“情况越来越有趣了。对亚投行来说,当前阶段的主要挑战是在移民、环境等问题上具体如何做。文件政策总还是容易的,怎么应用它们更具挑战。”

与亚投行有巨大潜在合作空间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总裁查卡巴提(Suma Chakrabarti)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亚投行发起后,“我要求我们的员工积极帮助亚投行撰写各类政策文件”,EBRD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教训亚投行可以吸取。在达沃斯,EBRD各投资国的负责人都希望EBRD与亚投行联合融资他们国家的项目。

查卡巴提并不倾向以竞争关系来定位亚投行与现有机构的关系,但是,他认为亚投行的创新也有潜在普适意义。亚投行董事会会将更多职责交予管理层,“EBRD及其他多边机构在未来几年中都会密切关注这一做法的效果怎样,”看这是否适用于其他机构。各个多边机构共同的一些主要股东会进行比较,改革的动力还是得来自于他们。

曾在世行任职10年的沃尔夫认为,确实需要更多的多边机构来帮助管理全球资本流,让富余储蓄更多投资于新兴市场发展,而非继续投向发达国家。“亚投行的开始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也是中国成为一股真正的全球性力量的开端。美国尽管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但是,发起设立IMF、世行和世贸组织,无疑是影响深远的成就。”

国际治理的挑战

与“颇得人心”的亚投行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更具争议。质疑主要聚焦三方面,中国的政治意图;“一带一路”沿线是否有足够多“可盈利”的基建机会,当地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政治风险。

不止一位参会者对财新记者表示,当前对“一带一路”的涵盖和侧重点还是摸不着头脑,中国方面给出的信息还很稀缺、极不明晰。一位波兰外交官坦言,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踊跃“签到”(signup),更多还不是因为看好其前景,而是因为不想被其他国家落下,导致未来可能的利益受损。

不过,各国确实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查卡巴提表示,尽管过去10年中国对EBRD投资覆盖国的投资增长了很多,但是测算显示,仍然是45%低配的(underweight)。从中东欧、土耳其,到北非,这些国家都希望他们的投资来源不再仅限于西欧和美国,也希望吸引海湾地区和亚洲的资金。

“一带一路”是个不错的点子,索罗斯对财新记者坦言,但是,当前情况下恐怕受制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和中国经济放缓。

在人民币成功纳入SDR之后,中国已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为今年担任G20主席国的一项主要议程。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已在去年12月重启,探讨扩大SDR的使用,从而减少全球对美元的依赖。

“我很支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无论是大步的改革举措还是基于政治现实较为渐进的举措。但是,今年成功推进这一改革的概率几乎不存在。美国国会绝不会同意,全球又缺乏共识。”沃尔夫直言。

“当前环境下,美国政府会同意的概率确实很小。”斯蒂格利茨亦表示,“我在7年前带领联合国召集成立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建议得到中国、俄罗斯、法国的支持,但是,有一个国家我没法说服。”“但是,继续提出并推动这一议题是应该的,我将它看作一个长期性议题,或许5年-10年后,美国有新总统,全球经济出现新变化,我对进展抱有期望。”

在此之前,要构建更好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沃尔夫建议各国与这一议题一起推动扩大IMF的资源,并加强各国央行的货币互换。

2015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一时间国内舆论“如临大敌”,涌现出希望诉诸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等抵消冲击的声音。2016年初,欧盟是否承认中国在WTO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地位取代贸易协定成为贸易领域焦点议题。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在面对财新及海外记者关于这些方面进展的提问时,也闪烁其词。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复苏缓慢,增速不到危机前增速的一半。中国是否可能借G20之机为全球贸易体系“加把劲”?

在去向达沃斯的大巴上,世界银行贸易与竞争力高级主管冈萨雷斯(Anabel Gonzalez)对财新记者道来,“去年我在北京见了中国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他坦承中国在RCEP上取得进展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印度也是谈判成员国之一。”公平地说,中国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带来一些掣肘,但是,印度的保护主义可能确实是更大障碍。而且,RCEP主要聚焦传统的贸易,但当前货物贸易深化的空间其实已不大。当前全球价值链中,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都互相关联,“你需要这些领域的配合推进才能产生明显助推作用。”

对于区域性贸易协定等来自海外的挑战,“中国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还是推进国内的改革,包括服务业、国企改革。”他说,自身竞争力提高,政策选择空间就大了。

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6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16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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