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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寻路,能否与东北振兴一石二鸟

6月,香港国际会展中心的一角,十数张照片构成了《香港回归纪念图片展览》。居中一张中,“香港明天更好”的书法作品被时任国家和特区领导人一道举在身前展示,他们背后是一众香港和内地文艺届大佬。
 
会展中心的另一角,大屏幕上列着的今日活动中有一场研讨会,题为《你我的香港——如何栽培香港快乐的下一代》。
 
回归20年,香港前路何往?在中央领导和特区政府齐聚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庆祝回归的这一特殊的日子里,这是730万香港居民和心系香港的内地同胞都在思索的问题。
 
香港路向何方?
 
东方之珠香港,享有辉煌和荣光。 目前香港无论是公共设施、环境还是精英层的国际素质,即使与欧美大都市相比也豪不逊色。
 
但是香港人的不满也清晰可见,尤其是对回归未有深刻记忆的年轻一代。回归前后,港大一项调查显示,对香港生活满意的港人是不满意者的2倍。而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在少数的香港人满意度比5年前或10年前明显变差。
 
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望,是很多年轻人不满的重要原因,但港人的不满无疑也有经济维度。随着大量外籍人士的涌入,暴涨的房价和物价让香港平民无处徙身。
 
失落感也来自比较。回归前后,香港650万人口产出相当于内地五分之一的GDP。今天,730万人口产出的这一比例已不到3%。这一方面是由于内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体量膨胀,另一方面,也有香港自身经济转型的困境。
 
香港的经济结构鲜有改变。回归时,贸易、物流占香港经济总量近四分之一,金融占17%。今天,这两个数字几乎未有改变,再加上地产在香港经济中一直举足轻重的地位,制造业在香港目前只占GDP的1.5%。香港强于服务业,疏于实业经济发展,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一大痛点。
 
香港政府很早就提出将科技、创新作为香港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怎奈香港的资金、土地和经济空间已被房地产和金融等传统行业占据而很难自我调整。香港极为出色出色的大学和科研需要完成创新产业化,但本港缺乏实业基础。年轻人创业更是受制于高企的房价和租金。为生活,金融业似乎成了青年才俊的唯一选择。
 
在罗湖对岸的深圳,华为、腾讯等世界级新经济企业不断冒出。香港呢?更糟的是,香港在贸易、金融方面作为中国与世界窗口的角色,也随着内地的开放和发展, 慢慢被侵蚀。香港经济整体上仍在以旧的模式持续运作,这让特区政府面临的治理和政治难题更为突出。 
 
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最近强调,“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
 
中央和特区政府一直在想办法。从“债券通”到最新的批准汇丰、东亚银行两家港资金融机构在深圳前海设立多牌照证券公司,中央政府的“礼包”仍主要着眼于金融领域。
 
特区政府通过便利内地基建企业IPO和设立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IFFO)等动议服务“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也在近期加入亚投行后,立马请缨担纲亚投行财资中心。
 
与内地的合作聚焦金融,对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经济总量固然有帮助,但更像锦上添花,令优势行业更强,并不利于经济更平衡发展,也很难带来社会贫富差距及结构的改善。香港需要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来缓解产业、社会(年龄、行业)阶层的分化。
 
最近热推的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香港的一大机遇。香港的生物科技、医学研究居于全球前沿,但香港缺乏临床测试所需的人口规模,将这些科研成果和研究者带到内地发展,可以同时解香港之困和内地之需。
 
然而在一定意义上,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长足发展已让当地企业和人才的竞争力不逊于香港。香港在这一竞合关系中未必能占上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更像强强合作,香港能提供的更多是仍有优势的服务业。不久前设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主要考量就是深圳希望引进香港的金融、专业服务等传统强势领域。这无疑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精英的机会,却难以惠及更广泛的香港人。
 
要寻求更为根本性、更多面向实体经济的突破,香港或许需要再往北看,望向东北三省。
 
“闯关东” 补实业、分配短板
 
今年3月,着眼东北振兴,国务院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要求苏浙粤等多个沿海发达省市与东北各省市结对,鼓励发展‘飞地经济’,探索跨地区利益分享机制。
 
这一动议的提出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笔者强调,他最核心的想法是让发达地区到东北办特区,以特区形式帮助东北发展。
 
东北的问题,纷繁复杂,最难改变的还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中国各地体制雷同,经济发展程度却差异巨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做事方式。
 
深圳可以说是中国特区模式发展最杰出的例子。外部资本到国内办特区,也有中新苏州工业区的成功例子。新加坡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Ann SIM)告诉笔者,新加坡在苏州积累起的管理等方面人才,现在已经有约300位到新疆协助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建设。 
 
参照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经验,能否在东三省比如每个省拿出一个开发区(新建或刚刚起步建的),让香港资本在香港和东北当地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开发?
 
从资金角度来看,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控制,地方政府的资金状况未来3-5年恐难言理想。香港资金富足,需要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
 
鉴于此,如果香港的财团(或财团组团)到东北投资,可与东北当地政府各半股权设立开发区。假设一个开发区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根据通常测算,1平方公里需要约10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加上地上建筑投入通常为基础设施投入的5-7倍左右,总投资额约6000亿元。若3到5 年完成开发区建设,相当于一年投入约2000亿,资金带动作用可观。
 
通过资金纽带,可以把希望发展科技、创新而不得的香港企业、资本和人才带到东北。作为配套,还可以把金融、物流、港口运营等香港传统优势行业进一步带去。
 
对于东北来说,相对东部沿海省市,香港与东北的产业互补性更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东北产业仍有不少重合,比如浙江方面招商来的项目,是放在浙江还是放到吉林?会不会出现有污染、效益不好的项目放到吉林的情况?香港的实体经济规模及发展空间有限,合作空间大于竞争。 
 
对香港来说,将创新创业的年轻人带到香港,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对祖国和内地的认同和归属感自然油然而生。香港的一些管理人才也可以到这些开发区管理机构中任职,这可为香港特区政府持续性培养眼界更加开阔的管理人才。
 
建设此类合作区,管理机构的体制问题异常关键。尤其是对一直以来在招商引资方面存在“关门打狗”倾向、信用环境堪忧的东北地区而言,管理体制的改革、让香港更多发挥主导作用、帮助完善相应的法治环境,重建经济秩序,以优化资源配置,是双方合作有可能成功的关键。
 
刘世锦介绍,2011年,深汕特别合作区设立,希望借此让深圳带动位于其东面较落后的汕头汕尾一带发展。 
 
起初,深圳和汕尾两地合作组建管理机构领导班子,一地出书记、一地出主任。但两地领导理念、做法迥异,还经常互相掣肘,几年后,广东省委看到问题,遂决定领导班子都由深圳派出。此后,合作区的发展态势得到极大改观。
 
在深圳的西面,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则树立了不错的榜样。经深圳人大授权,前海管理区并不采用行政性的政府管委会模式,而是采用法定授权机构模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的一把手——管理局局长——由深圳市委常委兼任,但自局长以下,公务员的身份限制完全打破,可以来自行政部门,也可以来自面向全球的市场化招聘。管理人员薪资水平并不受公务员体系的限制,每年依据绩效考核,放开薪酬。所开展工作方面,深圳也将一些通常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性质工作授权给该管理局运作。
 
香港所面临之成长的烦恼,社会问题大于经济问题,主要矛盾并非经济总量或整体竞争力,更多在于经济分配、贫富差距问题。但是要解决社会问题,阻力最小、风险最低的方式是从经济角度着眼,加强科创,而非强化已然很强的金融业。 
 
因此,如果能将香港的人财智引入东北地区建设,既能为香港提供科创及实业经济发展的飞地,改善香港经济及社会结构,又能在短期内有效克服东北地区的文化掣肘,辅助东北振兴,达到一石二鸟之效。 
 
或许借此,才更有希望把香港的前路和人心,与内地更紧地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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