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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如何走出“平行宇宙”(上)——撒钱之忧与人民币国际化

就像地图上的“一带”和“一路” ,两条线自中国分岔,由平行再到交汇;在现实中,“一带一路”或许也要走过这样的历程。

正如国内公共舆论广泛描绘的,一带一路有着远大前程;不过在私下,不少人对其落实前景和潜在风险的担忧令他们的看法并不积极。

一带一路峰会前,在金融四十人论坛组织的一场主题为中美经济金融的研讨会中,一位官媒记者对美国嘉宾设问一带一路前景,引得一屋子中国政学及金融界精英一阵浅笑。

各方对一带一路推进的担心的主要有如下几点。沿线风险高,项目可盈利性存忧,现阶段在沿线投融资与外储形势互成掣肘。而在一系列资金支持举措在峰会上被宣布后,“撒钱”之忧尤甚。当前政府主导的推进模式令人心存担忧。

“一带一路”经略内外,无疑也有海外维度。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正借美国逆全球化之机,逐步步离韬光养晦实践。这也意味着对外沟通这一倡议成为一大挑战。国之有别,满足国内需求的言语,对外不宜渲染;对外合适的话语和做法,对内很可能就不合适。

无官一身轻的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在峰会前对笔者提到的寥寥数语颇为精辟,由于传统、文化等原因,中国人历来不善于对外沟通,“不喜欢说,也不擅于说”;说毫无私心地去帮别人,海外往往将信将疑。而当前,存在不少往上凑的做法。

事实上应该看到,即使是是从本国利益出发,海外同样可有受益空间。道明谁在这中间能获得什么,参与渠道有哪些,利于各方理解、参与,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共商共建共享”。采取模糊战术,短中期内或许利于中国方面通过双边行为更多获益,但着眼长期恐难聚各方合力,求得最丰硕的建设成果。

笔者关注一带一路,心路历程也历经反复。在亲身感受峰会,并与参与成果构建的相关部门人士沟通后,笔者固然不认为一带一路一定马到成功,但也不认为仅因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就当踟蹰不前。事在人为。

本文希望捋清“撒钱”之忧几何,阐明这一宏略一些不常被明述的意义,并提醒当前执行上存在的一些隐忧。上篇聚焦峰会取得的资金融通成果以及其与人民币国家化的双向互动。

三类资金支持

一系列资金支持举措在峰会开幕演讲中被宣布当天,国内社交媒体上关于“撒钱”,“花钱赚吆喝”的看法就不鲜见。

据笔者了解,此次高层以及协调部门人士在276项成果中最为看重、寄予厚望的,恰恰是资金融通领域的举措,尤其是增资丝路基金和鼓励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而非各大项目签约。

作为资金融通领域政策的设计、执行部门,央行对于市场化投融资原则的强调令人印象深刻。

正如央行副行长殷勇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中强调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应立足自身实际情况,量力而为;必须客观认识当前及未来的资金实力,减少对外提供具有补贴性质的低成本资金、减让式资金,坚持通过市场化原则来保持对外投融资的可持续性。

被认为存在潜在“撒钱”之嫌的举措主要有三,注资丝路基金,两家政策性银行提供支持,以及逾600亿人民币的援助。

丝路基金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各方对其了解较少。事实上,其在投资回报方面面临的考核压力以及选项目时看重回报的程度超过不少同业人士的预想。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亚投行在台前,一大目标是为中国拓展国际空间,表明中国是补充而非颠覆多边体系。也因此,其项目本身实践以及所能达到的规模并不可能显著偏离现有多边机构。

丝路基金或才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乃至海外资产配置方面真正的探索载体。目前丝路基金承诺投资金额累计约60亿美元,亚投行放贷金额还只有17亿美元。贷款是亚投行现阶段几乎惟一的投融资方式,而丝路基金则以股权投资为主,辅之以贷款和其他债权融资方式。包括印尼财长等人在峰会期间呼吁,股权投资更适合高风险、高增长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对于国开行、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的模式,不同部委间存在不同看法,有部委希望它们更多承担类似过去的减让式资金支持,也有部委呼吁让他们尽可能走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尽可能市场化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仍需保证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而在海外,对中国应该提供的资金支持方式也有一些呼声。当前西方国家的主流看法为,发展融资不是减让式的,就应该是商业性的,稍具中国特色的开发性金融并不被提倡。在近年多边机构资金和各国援助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减让式支持的责任。

各方就此博弈的结果还有待观察,但是相对明确的是,中国政策性银行的实践总体上是在向更为市场化的方向演变,撒钱之忧并不比过去更大。

此外,此次还宣布了逾600亿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但如果以整体视角来看,若各类资金却能做到这样的总量控制、明确分类,援助归援助,减让性、开发性、市场化资金支持各司其职,效果应当好于过去一概处于黑箱中的软贷款实践。

人民币携实体经济走出去

着眼海外,一带一路沿线的资金接收方是否甘于接受更为市场化的融资,尤其是那些过去数十年沉溺于来自西方、中国及多边开发机构减让式资金支持的欠发达国家?

当前,在诸如高铁等一些项目上,50%以上的项目由中国企业做总承包,设备等采购的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中国,在用谁的、以什么样的价格等方面,投融资双方完全可以坐下来商谈,中方在价格上无疑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存在适当让利的空间。

而对出资方中国来看,让利后是否还有利可图?在这一问题上,不应单纯以贷款价格和项目自身回报水平来评判,还应考虑对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带动。中国过去30多年建设积累下的基建建造和建设材料产能,在国内已没有可能完全消化,若找不到 出路,便是沉没成本。因此,即使资金、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对便宜一些,只要带出实体经济,在整体上中国仍可受益。

在此过程中,政府和监管机构无疑应往后站,由企业和金融机构来选择和谈判,无论是在项目选择环节,还是项目条款的谈判中。随着一带一路框架性大项目及合作框架的划定和逐步完成,更市场导向的项目选择和谈判应为下一阶段建设的主旋律。

此次资金融通成果的另一大主导方针是更多使用人民币。在3000亿元的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之外,殷勇亦表示,对丝路基金此次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以及补足待缴资本300亿美元(约2100亿元人民币),原则上以人民币出资,但实际使用人民币或美元根据项目需求而定。此前,各方对丝路基金的普遍理解为400亿美元均以美元进行投融资。

与一带一路类似,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极具战略意义,但推进路径颇具争议的议题。一位前央行官员甚至曾对笔者表示,千万不要将两者搞在一起。

使用人民币融资的潜在好处众多,核心问题在于可行性,尤其是沿线国的接受度。在这一问题上,一方面如殷勇所述,需购买中国服务和设备的部分完全可以通过人民币提供融资,另一方面也可参照上述全方面权衡的做法,把货币选择与价格、服务、设备等放到一起进行谈判。

此次借鉴日本黑字环流的做法推人民币投融资,决策者着眼于实体经济的走出去,以及外储付出的减少。而相比前些年外储快速增长时,当前采取这一人民币走出去模式的条件更为合适:随着外储开始减少,当前需要节约外储,而非控制外储过快累积。

对于央行在推人民币投融资上的主动作为,殷勇坦陈,从长期角度来看,如果监管部门什么都不做,完全靠市场,使用美元等硬通货的惯性一直在,改变会很慢。所以,在主要靠市场、不违背商业性和财务可持续原则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推一把。

无论是对一带一路还是人民币国际化,资本流出以及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都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从近期发展来看,央行似乎已在为此主动出击,创造条件,力求将过去几年的单向贬值预期逐步转为双向波动预期。

不久前,央行调整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市场对央行汇率维稳的预期加强,人民币汇率在相对平静的市场环境下快速走高。这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对美联储加息、穆迪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去杠杆和金融监管强化可能带来的新一轮汇率压力的预防性“先手”,另一方面也利于人民币在稳定且相对强势的环境下走出去。如此推进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使用和人民币国际化,不啻为在战术上推动人民币跟随、辅助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服务走出去。

事实上目前在海外,海外使用人民币向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一个主要障碍恰恰是,中国企业当前更愿意收美元,而非人民币。这无疑与对汇率走势的预期和惯性有关。国内政策当局主动出击,扭转单向预期,有利于扭转这一不利、且稍显扭曲的情况。

对于海外人民币基金业务3000亿的规模,官方并未给出时间期限,事实上,四大行已有一些此类业务的基础,据参与人士估算,不排除在2年内就突破该估算规模。           

客观来看,中国当前阶段对外投资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过程。只要是有实际需求、基于基本面的走出去、而非高溢价收购,恰恰不是削弱对人民币的信心,而是增强信心。

此次资金融通领域另一项少有人注意的成果,是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在沿线的网络化布局。借助此举, 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包括,一方面在把金融服务带出去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当地投资、运营环境,审慎地协助管理沿线投融资。另一方面着眼更好地帮助当地国动员其国内储蓄,通过银团贷款等形式撬动当地小型金融机构和西方金融机构的资金,实现共建共享,而非仅由中资在沿线“单打独斗”。

货币、金融服务辅助实体经济走出去,思路和设计已成,能否走入良性循环,还需天时和人和。

在下篇中,笔者将探讨在更宏观层面,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战略意义,以及当前颇为显眼的地方政府“大跃进”和“单向交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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