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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层论坛参会小记

很少有哪个论坛能像国研中心主办的发展高层论坛一样,兼有达沃斯高嘉宾密度所衍生的平易之感,和博鳌论坛的等级感。

3月的钓鱼台国宾馆,园子里的多样生态和勃勃生机,似乎也转化到了会场之中。大小几十场发言,有照本宣科的(当然,令我吃惊的是,不独中国官员,一些国际组织代表和跨国企业领袖也是如此),有言语拖沓、甚至大幅“拖堂”的(不消说,往往只有地位较高的官员才拥有这一特权);但欣慰的是,各场的提问环节,已少有答非所问的现象;甚至还出现了一位部级官员在台下提问、作评,另一位部级官员在台上务实作答的场景。

中国的会议生态固然变化缓慢,但至少是在向开放、务实的方向前进。

两天半的会上,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发言。在他主讲的财税改革环节,他开场便坦陈,“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有的还是我的老师呢,所以我有一点紧张。”咧起嘴角一笑,十足真诚。

他的发言不长,既没有文件语言,也不讲过多的理论,而是以治理雾霾这个再浅显不过的例子贯穿始终,讲区域外部性问题上的各级政府政策协调。他还不时以外国嘉宾熟悉的国际经验为辅助。整场发言,清晰易懂,尤其是对于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诺奖得主和商界领袖们来说。如此站在听众的角度讲问题,相信如果他不当财政部长,中国也一定需要这样的外交部发言人。

提问环节,最后一个问题由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问资本利得税和金融交易税在中国的实施前景。楼继伟以“您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开始作答,讲中国所面临财税问题的轻重缓急,平实且不乏说服力。大屏幕切回斯蒂格利茨,只见他笑得春光灿烂,不知是因为对于这样的回答满意,还是源于多了个显赫门生的心花怒放。

论坛中的一大乐事,是能向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牛”近距离请教。先讲斯蒂格利茨。在哥大读书期间,曾去蹭过他的课。

论坛上第一次见他,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分论坛开始前。只见他快步走入会场,并未与其他显赫嘉宾一样,到第一排就座,而是挑了个中间排靠走道的位置。我见有机可乘,立马过去“套近乎”。他也不排斥,侧过身来跟我一直聊到台上准备就绪。

当天下午,如愿约上他的采访。但第二天采访之前,被临时通知他之后要赶去拜会周小川行长,采访提前10分钟结束。不得已,我只得佯装“护送”他从主会场走向采访间,实则抓紧时间求教。本想以知识产权问题暖暖场,谁知他愣是讲了一路,批判美国的知识产权政策不鼓励研发,却给商业机构从中牟利提供过多保护。讲完理论不过瘾,他还举例说明。这股认真劲,着实让我难办。

终于到了采访间所在的楼,赶忙塞进另一个话题:金融改革是否应该先行。他如此做答,人们往往认为金融改革是相对更容易描述和设计的——认为改变一些规则,就算完成改革了;但这其实有可能摧毁经济体。

再讲讲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他是论坛所有发言嘉宾中唯一一个媒体人,由此足见他的地位特殊。在论坛第一天的主旨演讲之上,他把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问题通通数落一遍,然后这样结尾:“除了这些之外,一切都很好”,随即拿起讲义,径自走下讲台。台下嘉宾无疑是被这典型的英式幽默打动,6位同场嘉宾中,他以最短的发言,博得了最多的掌声。

当天会毕,一部分嘉宾在会场外散聚。见他正与两位IMF官员交流,我也凑了上去。交流的话题聚焦在金融改革上,但不消一会儿,他便道,“我不确定金融改革是不是中国最为紧要的改革事项,如果让我排序,我会把它排在第十位,排在国企、户籍、环境政策等等事项之后。”

我问,那么对于周行长的努力怎么看?他道,金融改革先行、实体经济改革滞后,会有很大的风险,因此“我对于周行长在做的事,异常佩服”。

在旁的一位IMF官员显然觉得不够过瘾,说,“还有一个改革我们都忽略了,那就是政治改革。”沃尔夫的回应再次体现英式务实,“我不知道政治体系是否有可能被改革(reformable),如果不是,那么讨论它也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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